北锣鼓巷■《胡同里的江湖》:北锣鼓巷里的仇先生,风姿倜傥!
在鼓楼东的交道口大街上 , 北有北锣鼓巷 , 南有南锣鼓巷 。
“本市交道口北锣鼓巷六十三号仇焕香先生启” , 因为写信 , 这地址记得很清 。 我也登过门 , 进锣鼓巷南口不远 , 路东一小门 , 门前有几级台阶 。 进门是一狭长小院 , 仇先生就在一排北房里见我 , 是不是还有后院我没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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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门牌已不是“北锣鼓巷六十三号” , 而是七十二号;看台阶我认出这是仇先生家的旧时门墙 。 仇先生家在顺义 , 有房子有地 。 所以他能上北京大学 , 直到毕业 , 到汇文中学教书 。 一九四五年秋我进汇文念初一 , 教室在西楼北头的半地下室里 , 听他挥洒自如地讲国文课 。 他不是照本宣科一板一眼地讲什么“段落大意” , 而是从课文放射开去 , 讲社会 , 讲历史 , 讲作者 , 使我们豁然开朗 , 大开眼界 , 也懂得了领略文学描写的细微妙处 。 自然有不少在当时或今天教学中都会认为出格之处 , 比方讲鲁迅的《雪》中说南方的雪“如处子的皮肤” , 他就以“豆腐脑”和“老豆腐”分别比拟南方和北方的女性;又从中国古典审美推崇“樱桃小口”说到好莱坞欣赏大嘴的女明星……仇先生把我们当作他的同辈似的 。 有时还说起一些跟课文无关的话题 , 无论关于时事 , 关于个人 , 都让我们格外感到他对学生平等相待 , 不摆出一本正经的架子 。 循规蹈矩的课堂秩序中来的孩子 , 欣喜于他的亲切 , 可以亲近 , 不像一开始见他戴着墨镜 , 看不到眼神 , 神秘莫测 , 心存几分畏惧;他看出大家的疑虑 , 主动说明有只眼睛怕光 , 所以戴眼镜 , 就使得师生距离拉近了 。
但第一次作文卷子发下来 , 却给我一个下马威 。 仇先生在后面以极俊逸的书法批道:“……非率尔操觚者可比 , 是从何处抄来?”
下课时我走上讲台 , 对他解释 , 我就是自己写的 , 没有抄袭 。 他没说什么 , 心里总是不信吧 。 第二次作文 , 他大概留意我当堂作业 , 相信我自出机杼 。 由此我们成了忘年之交 。
一九四五年 , 我十二三岁 , 他二十七八岁 , 加起来一共四十岁 , 九十年代我到西郊双榆树南里访他 , 我们两人的年龄相加就是一百四十岁了 。
一九四六年初寒假前 , 仇先生拿给我一本油印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 而寒假后他离开了汇文中学 。 这样 , 为了还书 , 我到他家去 , 师母王书珍在市立二中教国文 , 也是仇先生的北大同学 。 我住东南城 , 他住北城 , 相距较远 , 一两年间也常写信给他 , 他见信必复 。 我一度学他的字体 , 但总也学不像 。
一九四九年初 , 北平守军傅作义部接受和平改编 , 城头易帜 。 有一天仇先生忽然远路迢迢骑车到我家 , 他说猜我准备“参加革命”了 , 我说正是 , 早就不想再留在学校读书 , 有些同学已经到基层工作 , 分到区委和派出所;组织上号召我们投考华大、革大 , 准备随军南下解放全中国 。 仇先生一反平时对我都是鼓励的口气 , 说 , 我看你还是继续上学的好 。 你不是立志学文学吗 , 那还是要多读书 , 打好基础 。 又说 , 除了毛泽东、周恩来 , 党内还有一个理论家刘少奇 , 最近写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批判铁托 。 参加到里面去 , 文学的事业就做不成了 。 我答应再想一想 , 他大概看出他的意见我没听进去 , 又匆匆骑车走了 。
我在关键时刻 , 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上 , 没有听他的话 。 但许多年后回顾 , 即使一时听了他的话 , 我也不大可能像他设想的那样踏实读书 , 做成“文学的事业” 。 形势比人强 , 何况我的性格绝不是特立独行 , 能够卓然而立的 。
仇先生去世后 , 我去看望师母 。 她拿出一个双安商场手提袋 , 里面装着两瓶酒 , 说:“他临去医院以前 , 还嘱咐说 , 这两瓶酒给你留着 。 他不能喝了 , 知道你还能喝一点 。 ”我道谢接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