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钟南山”：一种中国式想像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 柏林夏里特（Charité）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教授无意中在中国成了名人——只不过很多人都记不住他的名字 ， 每次提到都称他为“德国钟南山” 。说实话 ， 我很反感这种说法 。 固然 ， 我也理解这是一种常见的传播套路：把一个陌生的形象、概念本土化 ， 以便低门槛、零准入地迅速扩散 ， 但不可避免地 ， 这也将两个原本全然不同的形象混为一谈了 。在跨文化交流上 ， 这也是常有的事 。 本土化的命名便于概念的引入、传播 ， 但却很可能阻碍了、误导了概念的理解 ， 这就像胡萝卜本是胡人引种到中国来的 ， 因为与萝卜相似而得名 ， 但两者除了外形相似之外 ， 根本就没什么亲缘关系：萝卜是白菜花目十字花科植物 ， 胡萝卜则是伞形目伞形科植物 ， 两者甚至连目都不一样 。这里面还有一个文化移植的问题 。 就像我朋友说 ， 如果国内媒体上“说他是德国专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 ， 估计有兴趣点开的人起码少一半” ， 而“德国钟南山”这个类比尽管不准确 ， 但却像“胡萝卜”一样 ， 能迅速唤起一个既有的形象 ， 简便易记 。 问题在于 ， 这种“简便易记”本身就潜在地鼓励地不加反思地按既有的“观念套装”来消化吸收本质上是陌生、有差异的形象 。德罗斯滕教授可说是那种典型的德国知识分子：他不扯情怀 ， 没有废话 ， 不带任何立场 ， 专业而冷峻 ， 对所谈的问题有着极为清晰的界定 ， 纯粹从医学角度分析并给出建议 。 当疫情刚在德国蔓延时 ， 他就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说：想完全遏制疫情传播、争论有多少口罩库存、医院都多少病房 ， 这都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 。 简言之 ， 他关心的不是一个“总体治理”的问题 ， 而是如何与病毒共存、尽最大可能止损的问题 。这是专业人士的口吻：他谈论的是作为一个客体的“疫情” ， 着眼的是从公共医学角度来说如何使救治方案“优化”并提升“效率”的问题 ， 也由于不怎么关怀具体的“人”的处境 ， 故而显得客观、理性、冷静到近乎无情的程度 。 但这不是说他不关心人 ， 其实他同样正直温良 ， 只不过他谈论的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问题 ， 需要的是清晰、客观地用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推广必要的认知 。 
相比起来 ， 钟南山更像是一个慈父式的权威存在 。 确实 ， 他的公信力也来自于自身的专业性 ， 但在很多时候 ， 他也充当着传声筒的角色 ， 有着浓厚的“权威发布”的色彩 ， 而这种权威性 ， 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组织给的平台 。当然 ， 在国内的环境下 ， 这无法道德苛求 ， 就像我一位朋友说的 ， “有的规定动作做了 ， 但还是要看自选动作” 。 当初如果他没说“人传人” ， 盖子会揭得更晚 。 然而不可避免地 ， 他成为一个符号性人物 ， 也有损于他的形象 ， 到后来就越来越像是在代言 。 在此吊诡的是：对他的话语利用得越多 ， 他越缺乏独立性 ， 对他损害越大 ， 他的利用价值就越低 ， 越容易转身被抛弃 。钟南山和德罗斯滕的角色 ， 确实也有相似之处 ， 那就是在专业和大众之间扮演沟通的角色 ， 无论哪个社会 ， 公众都期望这样一个角色 ， 但不同的社会 ， 这个角色的形象和发挥作用的机制千差万别 。 这里的问题在于：是官方听取专家意见 ， 还是借专家之口？是官方给平台 ， 还是自己发声？从各方面来看 ， 德罗斯滕的发言专业性更强 ， 但这也是德国社会环境的产物：公众的素养和对科学的接受程度都催生出了这样一个人物 。 当他发表自己看法时 ， 只需要考虑专业性 ， 而不需要担心引发什么政治后果 ， 因而他可以很直白地说“现在不知道传播速度 ， 所以其他判断都可能不准确” ， 鉴于中国的情况不大一样 ， 他也直说自己“不能完全准确判断” 。 德国卫生部长斯潘在回答未来新冠疫情发展时 ， 也直率地回答：“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 ， 我什么都不能保证 。 ”像这样的回答 ， 在德国都被接受了 ， 公众也并不因此就陷入恐慌 ， 他们可以如实地凭据自己的专业性 ， 公开透明地说明情况 。 这也是一个微妙而关键的差异：在这里 ， 权威并不需要装作自己无所不能 ， 他只是提供专业意见 ， 但却不保证提供庇护 。事实上 ， 如果德罗斯滕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 ， 或许也无法这么走红 。 这次国内的专家中 ， 率先呼吁设计方舱医院的王辰 ， 发言也准确、简练、克制 ， 可以说风格是与德罗斯滕最为近似的 ， 但他却没有得到媒体的追捧 ， 似乎相比起钟南山、李兰娟和张文宏 ， 也没多少卖点 ， 渐渐也就被淡忘了 。 中国社会的环境能捧红钟南山 ， 但出不了德罗斯滕 ， 因为那本身就需要一个能接受他的公众群体 。 
从这一点来说 ， 德罗斯滕不是什么“德国钟南山” ， 两者根本不适合做这样的类比 。 但除了便于记忆、传播 ， 这样的说法之所以广为盛行 ， 也体现出国人如何想像外界、想像权威 。 事实上 ， 在很多民众心目中 ， 两人主要的、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共同点 ， 就是他们都是本国关于新冠疫情的权威人物 ， 所讲的话也权威 。 其他的分别或许也有 ， 但那都不重要了 。事实上 ， 很多国人也不习惯多元的权威 ， 因为那会使他们陷入不知如何判断选择的境地 ， 对他们来说最简便的 ， 就是找到一个“能说了算”的人 ， 听他的就对了 。尽管现在说“一个健康的社会 ， 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 但长久以来 ， 中国社会的心态正相反 。 这就像电影《投名状》里那段对话：“人都快死光了还不去？！”“你给我记住：战场上只能有一个是头！”因为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有几个不同的声音 ， 那么听谁的？很多年前我去山东菏泽做调查 ， 发现当地人在小店里看中央一套的天气预报 ， 然而那其实根本不报本地的天气 ， 山东全省只有济南、青岛两个城市被提及 。 当我问起时 ， 店主回答：“因为中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更准！”正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心理 ， 习惯于找一个单一的权威声音 ， 所以在看待国外时 ， 也不自觉地将这种心理投射过去 。 按这种心理 ， “德国钟南山”的称呼不仅不是矮化 ， 反倒是一种褒奖 ， 意在肯定德罗斯滕是此次疫情中德国的唯一权威 。 当然 ， 这番好意他未必能消受 ， 但对我们而言 ， 这个称呼所折射出来的评价 ， 真正有意义的也不在这位德国学者本身 ， 而在于中国如何想像权威 。维舟思考问题的乐趣 ， 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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