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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医生李文亮有关问题调查结论出台之前

写在医生李文亮有关问题调查结论出台之前。写在医生李文亮有关问题调查结论出台之前文/亚西
武汉警方给医生李文亮予以训诫的前不久 ， 武汉肺炎的病毒已小试锋芒 。 那时 ， 它们蓄势待发 ， 悄然无声地酝酿着一场席卷全球 ， 令世人震惊的疫病风暴 。与此同时 ， 武汉有关管理层就武汉疫情的端倪初现 ， 也在踌躇中研判：究竟是抱以侥幸、等待观望、暂时隐瞒 ， 还是公之于众、主动出击、积极预防？如今看来 ， 应属前者 。隐瞒 ， 是指因真相知晓人与事实真相存在某种利害关系 ， 采取积极行为掩盖事实 ， 或者采取消极行为不告知事实的行为 。 按说 ， 疫情在世界的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 ， 疫病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界微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 ， 与社会管理者的过错责任没有必然的利害关系 ， 故没有隐瞒的动机 。 但是 ， 左右社会管理者对疫情积极预防的决定 ， 取决于是否以“以人为本”的观念 。 如果以疫情公布会引起民众恐慌 ， 影响本地区社会稳定和GDP的增长 ， 进而影响官爵之位 ， 则是“官本位”的观念 。 倘若以“官本位”的观念处理疫情 ， 向公众隐瞒疫情 ， 虽符合官场潜规则理念 ， 但却是本未倒置 。 因为 ， 试图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获取财富的增长和国家的发展 ， 既不科学 ， 也不符合某些理论基础和崇高理想 。 现在的事实也证明 ， 由于武汉疫情处理的迟误 ， 这场疫情风暴迄今已给中国仍至世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生命代价和不可估量的财产损失 。疫病伊始 ， 武汉警方给予李文亮等八位医生的训诫 ， 不仅是法律层面上的问题 ， 更是疫情防控决策过程中的一个侧影 ， 是官场生态和形态在疫情初期节点上的一个缩影 。众所周知 ， 给予某人法律上的处罚 ， 须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 然而 ， 给予李文亮等八名医生的书面训诫 ， 毫无法律依据 ， 这是法律界人士的共识；由于当时确实存在疫病 ， 疫病的“谣言”并非真正的谣言 ， 故给予李文亮等八人的训诫 ， 也没有事实上的依据 。 为什么宁愿以牺牲法治原则为代价 ， 也要以严厉的非法训诫的形式来阻止李文亮等八名医生传播疫病真相？背后确有其难以名状的背景 。李文亮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 ， 于2019年12月18日收治了一位65岁的与华南海鲜市场有接触史的男性发烧病人 。 后来 ， 这位病人转院至金银潭医院 ， 不治身亡 。 12月27日 ， 另一位41岁的男子也来中心医院就诊 。 傍晚 ， 该患者在呼吸科ICU做支气管镜取样 ， 这次的样本 ， 送往一家从事NGS检测的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 。 检验所于12月30日出具了一份检测报告 。 该报告的描述显示为：“……病毒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 ， 可引起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计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 ， 也称非典型肺炎 。 ”显然 ， 这名病人所携带的病毒 ， 是会人传人的 。 李文亮发现这份检测报告的时间 ， 就是检测报告交付给中心医院的当天 ， 即2019年12月30日 。 当天下午 ， 李文亮以微信的方式 ， 以检测报告的内容为基础 ， 将疫病情况告知了同行朋友 ， 用以提醒他们注意防护 。 嗣后 ，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刘文 ， 以及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医生谢琳卡等二人也陆续在微信群发布了类似的消息 。 他们不久均受到武汉警方的训诫 。与此同时 ， 湖北省新华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于12月26日连续接诊了四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 翌日 ， 张继先将发现四名“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上报医院 ， 医院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 。 1月6日 ， 新华医院的一位呼吸内科医生肺部CT显示有一小块阴影 ， 呈现磨玻璃状 ， 他并没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 当天 ， 院方召集各科室负责人开会 ， 嘱咐下属不得把相关情况泄露给外界 ， 尤其不能告诉媒体 。 此后 ， 武汉多位医生都向媒体透露 ， 他们所在的医院也有类似规定 ， 即检测结果不公开 ， 阳性结果以电话通知 。 做到了水过无痕 ， 雁过无影 。在此期间 ，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某些领导也没有闲着 。 12月30日深夜 ， 武汉市卫健委召开会议 ， 中心医院的某领导深夜通知李文亮去卫健委 。 但李文亮被晾在一边 ， 没有让他参加会议 。 究竟是什么原因传唤李文亮深更半夜到会场 ， 是会后向李文亮了解情况 ， 还是会后当场拘留李文亮？迄今仍是一个谜团 。 翌日 ， 李文亮即遭到本院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和斥责 。 2020年1月3日 ， 李文亮签收了武汉警方的《训诫书》 。 事实上 ， 李文亮并不是本院监察部门唯一被斥责对象 。 2020年1月1日晚约12时 ， 急诊科主任艾芬也接到过本院监察科的通知 ， 要求其第二天到监察科谈话 。 第二天在与监察科人员谈话过程中 ， 领导批评她“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原则 ， 造谣生事 ， 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社会恐慌 ， 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 。 ”艾芬提及这个病可以人传人 ， 但没有获得任何回应 。 从领导批评之语来看 ， 其动机昭然若揭 。归纳以上情况 ， 人们不难看出：其一 ， 八名被训诫的医生 ， 来自不同的一线医院 ， 而非同一医院 。其二 ， 医院的本分是治病救人 ， 不是社会管理 。 疫病是否影响武汉的稳定和发展 ， 并不是医院的职责 。 如果没有权威统一部署 ， 几家医院的领导怎么会以不同的方式要求属下的医护人员隐瞒疫病信息？《财经》采访人员采访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一位成员 ， 也印证了武汉各医院刻意隐瞒疫病传染的事实 。其三 ， 以武昌分局中南派出所胡、徐两位执法警员之力 ， 在短短的20多个小时里 ， 要完成对八名来自不同医院的医生的“造谣”案件的调查 ， 是不可能的任务 。 别说有关“造谣”的事实部分的调查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 ， 仅八名医生的身份调查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 背后 ， 一定有权威人士和不同部门的密切配合 ， 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确定八名“造谣”医生的身份 。其四 ， 执法警员压根就没有对“谣言”的事实部分进行调查 。 因为 ， 如果他们看到了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的检测报告 ， 肯定不会得出李文亮等八名医生的微信信息系谣言的结论 。 除非 ， 故意要制造冤案 。 如果执法人员没有对违法事实进行调查就妄下结论 ， 是严重的渎职行为 。有人说 ， 李文亮不是“吹哨人” ， 张继先才是真正的“吹哨人” 。 其实 ， 他们都是“吹哨人” ， 但有两个区别 。 第一个区别是：李文亮发现疫病立即提醒身边的同事和朋友 。 张继先则是发现疫病立即按部就班地提醒上级 。 打个比喻：一个暗夜行走的人 ， 突然发现前面是危险的断崖 ， 而后面的来人没有发现 。 他有两个选择：一是立即提醒后面的来人 。 二是立即打电话通知官方 ， 请官方通知后面的来人 。 李文亮选择了前者 ， 而张继先选择了后者 。 从本次疫情来看 ， 张继先按部就班地提醒上级 ， 但仍然延误了至少半个月的民众躲避疫情的最佳时机——尽管这不是张继先“吹哨”的初衷 。 但是 ， 张继先的“吹哨”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功效 。 即：有人对疫情若无其事地装糊涂 ， 由于张继先的“吹哨” ， 导致他无法继续装下去 。 第二个区别是：从处理结果上看 ， 李文亮的吹哨受到了警方的训诫 ，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 而张继先没有受到训诫 ， 安然若泰 。警方训诫李文亮等八人以后不久 ， 其实还存在容易拉响疫情警报的两个机会 。第一个机会：如果武昌分局中南派出所胡、徐两位执法警员在办案过程中 ， 按照正常程序稍稍负责一点的话 ， 他们会通过向李文亮了解到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的检测报告的真实存在 ， 并从几家医院调查了解到疫病传染的事实确实存在 。 他们完全可以不仅不对李文亮进行训诫 ， 而且可以想方设法促使上级正视疫情 ， 督促疾控管理机关 。 如此以来 ， 有人想刻意隐瞒疫情 ， 也未必毫无顾虑 。 正是执法警员没有依法定程序进行调查 ， 且火速给予李文亮等八名医生训诫 ， 将处罚措施公之于众 ， 任由众人对八人鄙视和唾弃 ， 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有关管理层刻意隐瞒疫情的信心 。第二个机会：武汉警方对李文亮等八人处理公布后 ， 立即引起国家主流媒体的极大兴趣 。 按说 ， 偌大一个国家 ， 号称14亿人口 ， 每天发生千奇百怪的案件并不稀奇 ， 它们却唯独抓住李文亮等八人“造谣”事件不放 ， 纷纷登场 ， 开足马力 ， 反复播放 。 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岁月静好 ， 哪有什么疫情？这些主流媒体和它们的千万个采访人员 ， 竟然没有一个怀疑和深挖令人疑窦丛生的新闻线索 。 其实 ， 尽管警方发布的处理公告隐瞒了八人不同医院的医生身份 ， 但那些主流媒体的采访人员若想深挖 ， 不费吹灰之力 。 当他们获知八人均为医生且来自不同医院时 ， 顺藤摸瓜 ， 穷追不舍 ， 刨根问底 ， 疫病传染的所谓“谣言”还不会攻破吗？如今 ， 未知这些媒体是否仍是一脸无辜 ， 一副安之若素的心态？那些以牺牲法治来刻意隐瞒疫情的 ， 也是一种疫病 ， 甚至猛于疫病 。 最近 ， 人们从各种媒体上看到 ， 俗称“抛锅”的有关疫情蔓延责任相互推诿的暗战正在进行 。 钟南山认为这属于疾控部门的地位低下造成的 。 有人认为钟先生的这种认识是基于体制的惯性思维 ， 这个观点或许是正确的 。 我们的疾控部门不应该行政化或者类行政化 。 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权大于其它权利 。 疫病“可防可控” ， 只限于初期阶段 ， 一旦暴发 ， 则是“难防难控” 。 把疫病“可防可控”贯穿于疫病蔓延的全过程 ， 显然是无稽之谈 。 因此 ， 发现疫病有蔓延的危险 ， 任何阻止民众及时防护和躲避的理由都是苍白无力的 。 应从立法角度上 ， 给予疾控部门独立的疫病强制发布权 ， 提醒民众注意防护 。 这种发布权不应受到各种行政级别干预 。 同时 ， 还应给予民众的监督权 。人们希望通过国家监察委对李文亮医生问题的调查和调研 ， 其调查结果不仅能还原李文亮问题的真相 ， 给李文亮和广大民众一个说法 ， 也能找出疫情发布问题官场生态中体制上的漏洞 ， 切实把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放到第一位 。 唯有这样 ， 那些在疫病中逝去的人们 ， 才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 。至于有人问及 ， 国家监察委对李文亮医生问题的调查是否会有结论 ， 结论是否会向公众公布的问题 。 笔者认为 ， 他们一定会有结论 ， 结论也一定会公布 ， 但究竟是在小范围内公布 ， 还是大范围公布 ， 不得而知 。写在医生李文亮有关问题调查结论出台之前。 二○二○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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