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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重塑社会信任体系，是疫情防控的又一良方！

社会信任体系本质上是不同个体价值支点的总和 ， 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本 ， 在人类依存关系中具有重要的规范性力量 。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 ， 我国在信任体系构建方面存在的诸多短板也逐渐显现出来并被不断放大 。 对此 ，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顽强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 ， 就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的冲击、如何优化社会信任体系的内外融合之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
北京联盟注意到『社会信任』重塑社会信任体系，是疫情防控的又一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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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运人口的流动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传播范围扩大 ， 确诊与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 这不仅是对我国公共卫生医疗领域的一次重大考验 ， 也引发人们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思考 。 为什么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 ， 一系列不和谐的声音和质疑时常出现？我国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中的诸多短板也陆续显现 ， 挑战着此次疫情的防控工作 。
一方面 ， 面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 中央政府发动全力不断完善战略政策、治理架构与救治及保障手段 ， 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到这一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另一方面 ， 从疫情发生时人民群众对个别地方政府的不满 ， 到对某些红十字会物资分配的不满 ， 也暴露出我国信任体系存在的诸多短板 。 尤其是当疫情开始蔓延时 ， 地方政府在初始阶段回应不够及时 ， 信息披露不够精准 ， 加上各种不实信息与谣言的传播 ， 更是不断消耗着各主体间的信任资本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社会信任体系的冲击
信任是一种互动型社会关系 ， 这种联结存在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等多个方面 ， 有着极大的资本价值 。 在现代化社会体系中 ， 面对可能存在的危机或风险 ， 良好的信任体系不仅能催生对可能存在的危机或风险的正面的期待效应 ， 更是建立与维护优良社会秩序的必备纽带 。 它与社会危机的产生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 交换信任后所产生的后续信任或怀疑的态度可化解或加剧社会危机与风险 ， 并且能通过已有规则与规范助力主体作出理性决策 。
总体来说 ， 社会信任体系本质上是不同个体价值支点的总和 ， 属于价值规范中的伦理标准 ， 它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或政治效应 ， 但却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本 ， 在人类依存关系中具有重要的规范性力量 。
就此次疫情来看 ， 地方政府的决策迟滞与战略布局失当为之后的行动埋下了信任缺失的隐患 ， 加之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 信任缺失的隐患更被无限放大 ， 并冲击着当下的社会信任体系 。 同时 ， 各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也催生出一系列道德风险 ， 一旦疫情信息的发布没有做到足够公开透明 ， 非理性化的各种言论与行为则会快速演化为强烈的负面情绪 ， 并持续降低其他官方信息的可信度 。 而不信任情绪的持续扩散逐渐导致治理信任危机的出现 ， 信任资本反而成为阻碍社会稳定与运行的负资本 。
此外 ， 重大疫情发生时 ， 一切信任的建立和主体利益及其需求紧密相关 ， 各主体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对其他主体建立信任的主要衡量标准 ， 但利己与利他间的矛盾风险也应运而生 。 此时 ， 守好信任底线是优化整个社会信任体系的重要维度 ， 也是有效降低治理过程中各主体交换信任风险的自律性价值基础 。
互联网传播促使社会信任两极化
互联网改变了社会治理方式 ， 干群沟通、政企沟通、民众沟通进入更加自由与开放的阶段 。 此时 ， 不同个体及群体间的信任关系由制度化确权所产生的信任向网络平台的数字化信任过渡 ， 各种信息曝光度大幅增加 。 与此同时 ， 公众的知情与参与欲望更为强烈 ， 信任关系的建立方式更加灵活 ， 而各种智能化平台的信息传播提高了个体参与的可及性 ， 正面、积极的信息传递以更为直接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 ， 建立并巩固了诸多主体间的情感信任联结 。
然而负面、消极、尚未经过验证的各类信息也随着网络得以快速发酵 ， 加速割裂了原有的社会信任关系 ， 并基于网络所具有的煽动性加剧了其对社会信任体系的冲击与破坏 。 尤其在当前各主体关系较为紧张的阶段 ， 多数人群隔离在家 ， 失去了线下信息沟通渠道 ， 信息化、智能化、电子化的线上平台成为大多数群众 ， 甚至一些一线工作者日常沟通与协作的主要渠道 ， 人们多是通过网络平台获取各类与疫情有关的信息与报道 。 也就是说 ， 此时的用户偏好多数都与疫情有关 ， 相关信息不断聚焦与更新 ， 其中不乏各类负面、消极的不实信息 ， 挑战着当下的社会信任体系 。 在这一环境背景下 ， 使我们更加充分认识到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 ， 我国社会信任体系构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其一 ， 疫情爆发前期的信息发布不及时 ， 弱化了官方信任基础 。 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到后来的发布紧急封城指令 ， 这期间患病人数、传染途径、严重程度等一系列重要信息披露迟滞 ， 加上对一些重要信息研判失误 ， 这些问题在民众生命安全危机面前被放大 ，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各界共同应对疫情的信任基础 。
其二 ， 各种负面信息涌入 ， 冲击着社会信任体系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扩散、医疗物资的告急、生活物资的短缺加剧了需求冲突 ， 互联网平台相关报道数量成倍增加 ， 其中含有许多不实信息 。 面对重大疫情危机 ， 当主体预期与最终满意度出现巨大落差时 ， 需求主体更加容易失去冷静思考的能力 。 在信息混杂、难以甄别真伪的情况下 ， 负面信息扩散效应显著提升 ， 加之官方回应能力不足 ， 加剧了社会信任体系的脆弱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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