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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从全球史视野看康熙时代的科学交流

2019年12月13日 ，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琦做客复旦大学 ， 举办“康熙时代的科学交流：一个全球史的视野”主题讲座 。 康熙时代（1662-1722年）在中西科学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 在位长达61年的时间里 ， 康熙看待西方科学的态度、学习和利用科学的方式 ， 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 1688年法国派五位“国王数学家”来华 ， 为康熙时代的科学带来了发展契机 ， 然而中国科学未能籍此走向“近代化” ， 原因何在？ 韩琦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末年开始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 ， 通过此次讲座与大家分享了他30年来的研究心得和成果 。 讲座从全球视野出发 ， 展现康熙时代中国与欧洲交往的大致图景 ， 追溯欧洲对中国、康熙对西学的兴趣 ， 随之将目光投向作为欧洲新兴传教力量崛起的法国 ， 并聚焦两个对应的科学机构——巴黎的“格物穷理院”（法国皇家科学院）和北京畅春园的“蒙养斋算学馆” ， 在寻找两者之间关联的过程中 ， 探究康熙时代科学活动的实质 ， 揭示康熙皇帝在科学传播方面起到的双重作用 。 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高晞教授主持 。 文字经主讲人审定 。

韩琦：从全球史视野看康熙时代的科学交流

讲座现场 全球史视野下康熙时代的国际交往 康熙时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与周边汉文化圈国家如朝鲜、安南、琉球等国在各个层面的往来 ， 第二类是与东南亚朝贡国如暹罗、缅甸、苏禄等国的定期来往 ， 第三类则是欧洲一些国家试图在传教和贸易方面与中国建立联系 ， 如葡萄牙、荷兰、俄国、法国等都曾向中国派遣使节和传教士 。 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同时 ， 将包括数学、天文学、解剖学在内的欧洲科学带入中国 ， 而在中国的科学考察活动情况也被传回欧洲 ， 耶稣会士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中介 。 耶稣会是西班牙人罗耀拉（Loyola）在1540年经教皇批准建立的一个天主教修会 ，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条是“愈显主荣”(Ad Majorem Dei Gloriam) 。 耶稣会士们认为 ， 通过研究自然、研究科学 ， 能够了解和发现上帝 ， 从而证明上帝的伟大 。 要理解耶稣会为什么热衷领于科学活动、为什么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科学传播 ， 认识这个信条是很重要的前提 。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 ， 欧亚诸多城市共同缔造了康熙时代中欧之间交往的时空 。 除了巴黎以外 ， 最重要的城市首先是里斯本 ， 因为16世纪以来多数来华的耶稣会士是从这一港口出发的 。 葡萄牙享有远东“保教权” ， 这一特权要求所有来华传教士必须得到葡萄牙国王的许可和支持 ， 由国王配给船只 ， 从里斯本出海 ， 途中要经过葡萄牙的重要堡垒——印度的果阿（Goa） ， 最终到达澳门 。 葡萄牙的另一个城市科因布拉（Coimbra）也很重要 ， 因为这里有一个耶稣会的学院 ， 很多传教士来华之前都在科因布拉进行过神学方面的学习 ， 包括利玛窦、汤若望等等 。 我们下面要讲到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也曾在科因布拉学习 ， 还担任过那里的数学教授 。 英国跟中国的交往主要发生在伦敦和牛津 ， 1687年一位来自南京的教徒到访 ， 使英国和中国产生了直接联系 。 法国在印度的一个小的殖民地——本地治里（Pondichery）也值得关注 ， 五位来华的国王数学家之中 ， 有一位后来就离开中国去了这里 。 除此之外 ， 当时暹罗的首都阿瑜陀耶（Ayutthaya ， 泰国的“大城”）是很重要的中西交汇的城市 ， 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 ， 有很多欧洲、日本、中国的贸易船只在那里汇集 ， 康熙时代也有一些中国教徒到达了阿瑜陀耶 。 在东亚 ， 越南中部的会安也是很重要的港口 ， 有很多东方船只和欧洲船只在那里进行贸易 。 当然更多的国际往来发生在中国境内 ， 首先是几个沿海港口 ， 像澳门、广州、宁波和舟山 。 澳门、广州的情况已有大量研究 ， 不必赘言 。 宁波是法国国王数学家北上进京的重要港口 ， 1700年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宁波舟山一带设立停留据点（factory） ， 英国皇家学会派会员坎宁安（James Cunningham）到舟山一带采集了大量的中国植物样本带回英国 。 内地重要的城市则包括杭州、绛州这些天主教传教的重镇 ， 高一志（Alfonso Vagnone）等传教士曾在山西绛州传教 ， 并且出版了大量西学书籍 。 北京和承德是康熙时代国际交往的中心 。 在康熙中后期 ， 除了巡游活动之外 ， 康熙一年之中有近半年的时间住在承德避暑山庄 ， 其他时间多待在现位于北京大学西门附近的畅春园 ， 而在紫禁城里的时间则很少 。 几乎每次去避暑山庄和畅春园 ， 康熙都会将传教士带在身边以便随时问询 ， 1700年之后畅春园的地位变得愈发重要 ， 成为欧洲传教士与康熙及其臣子进行直接交流的最主要地点 。 另外教堂也是很重要的场所 ， 一些中国文人士大夫经常与传教士往来 ， 比如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在参与《明史》编撰之时 ， 就曾到教堂请传教士为他所写的利玛窦传记进行定稿；教堂也成为朝鲜燕行使接触传教士和西学的重要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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