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型思维用于防疫决策的弊端
一个灾难的发生 ， 肯定有很多环节相继出了问题 。 至于到底是哪个环节问题最大、责任最重 ， 尚有待相关信息的进一步披露 ， 才能作出准确的评判 。 但是对于不同环节 ， 有必要一一进行分析和总结 ， 以免重蹈覆辙 。 本文尝试分析一下 ， 在这场灾难中 ， 科研型思维之于公共防疫决策的弊端 。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先生的学历和履历看 ， 高福先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科研人士 ， 其成就斐然 。 然而 ， 正因为如此 ， 窃以为高福先生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一职 ， 恐怕是所托非人 。 俺在这里郑重声明一下 ， 本文绝非人身攻击 ， 而是就事论事 。 话说俺们国家一直提倡“科学决策” 。 但是这个原则适用于一般性事务 ， 遇到特殊问题 ， 如果过于僵化也会出问题 ， 因为凡事皆无绝对 。 譬如 ， 在瘟疫失控之前 ， 面对“人传人”这个问题 ， 作出防疫决策必须以“宁可信其有 ， 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 如果僵化地追求“科学决策” ， 非要审慎、严谨地证明“人传人” ， 然后再作出相应对策 ， 时间就耽误了 。 而且 ， 是不是“人传人” ， 正确的做法是下基层调查 ， 听取临床医生们的意见 ， 收集整理统计病例 ， 下了功夫就很容易作出正确结论 。 事实上“人传人”的结论并不难作出 。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 ， 有一位名叫艾芬的医生 ， 时任该院急诊科主任 。 她在工作中多次接触患者 ， 通过了解病人的人际关系 ， 当时就推断这个病可能“人传人” 。 12月29日 ， 艾芬医生所在的急诊科向医院公共卫生科上报了7例发热病人中急诊科收治的4例 。 公共卫生科回复称 ， 已上报江汉区疾控中心 。 江汉区疾控中心说 ，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之前也已接到类似病例 。 艾芬医生于1月1日 ， 她再次向医院公共卫生科和医务处报告了多例病人（具有“人传人”迹象）的相关消息 ， 希望能够引起重视 。 她担心 ， “一旦急诊科医生或者护士被感染得病了 ， 就很麻烦” 。 据俺了解 ， 高福先生也是在同样的时间点 ， 了解到武汉发生疫情 ， 并组织第一批专家组前往武汉进行调查 。 因此 ， 假如说基层医院和一线临床医生的意见 ， 没有转达专家组 ， 俺是不相信的 。 然而一批又一批 ， 前后有三批专家组去了武汉 ， 直到1月20日 ， 以钟南山院士为组长的第三批专家组 ， 才正式确定“人传人”并向公众披露 。 然后 ， 武汉才开始全面启动公共防疫机制 ， 但是疫情已经失控 。 先看一段对话 。 新京报：（高福等人的）论文中提到12月中旬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出现“密切接触者间的人际传播” ， 这个推论是什么时候作出的？ 冯子健：1月23日拿到数据 ， 看到有一些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病例 ， 作出的这个推论 。 新京报：什么时候意识到病毒可能“人传人”？ 冯子健：其实“人传人”的推论 ， 我们比较早就已经有这样的看法 。 但这个过程需要调查核实 ， 包括详细询问、核实每个患者的暴露史 。 俺看到这里已经蒙了 ， 1月20日钟南山就对采访人员肯定“人传人”了 ， 他们1月23日才作出同样的“推论”？ 从这情况 ， 完全印证俺的想法：有些人就是顽固的科研思维 。 其实 ， 面对疫情 ， 根本不需要证实“人传人” ， 只要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可能存在“人传人” ， 就必须按“人传人”积极作出防疫对策 。 试想一下 ， 如果在一月初 ， 武汉就全面启动防疫机制 ， 疫情怎么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问题的根子 ， 出在科研人士很容易局限在自己熟悉的思维框框 。 那么搞科研的具体说是怎么思维的呢？简言之 ， 就是任何结论需要充分的证据 ， 不能一点含糊 。 什么又叫“充分的证据”呢？就是有足够的样本和数据证明结论 ， 样本和数据彼此间还能互相印证 。 那么大家想想吧 ， 疫情不等人 ， 等有了充分的证据 ， 那需要多少人去做了“样本和数据”？ 事实恰恰如此 ， 恐怕这就是疫情失控的原因之一 。 为了证明俺不是乱说 ， 请看： 高福先生在回答采访人员问他在自己的论文中已提及15名医务人员感染病例 ， 而为什么还不能确定“人传人”这个问题时 ， 他回答说：大家没看明白 ， 混淆了论文与临床诊断 。 。 。 。 。 。 什么意思 ， 大家明白吗？他自认不是搞临床的或者别的 ， 他呢是搞科研的 ， 他需要更多的样本 。 。 。 。 。 作为疾控中心主任的他 ， 实际上就是以科研的方式来确定是不是“人传人”的！ 因此 ， 他是把科研下结论和行政作决策混而一谈了！用科研思维指导行政决策工作了 ， 完蛋了吧 。 。 。 。 。 。 俺这个时候急得很想用木棒敲醒他 ， 人家采访人员是问你为什么不按“人传人”做防疫对策 ， 你在论文中可以不能肯定“人传人” ， 但是你在行政决策可以按“人传人”嘛！ 俺在这里解释一下 ， 俺不会误解 ， 或者说错误分析这个对话 。 论文虽然是1月29日刊发的 ， 但是论文的详细数据和分析不可能猝然之间就完成 。 而且 ， 正如上文所述 ， 前后有三批专家组前往武汉进行调查 ， 陆陆续续出现15名医务人员感染病例这个事实 ， 绝不可能随着完整的科研数据才上报 。 总之 ， 报告“人传人”的信息应该是频繁的 ， 各种推脱之词都很难使人信服 。 况且 ， 俺这么肯定他的思维方式 ， 是因为还有论文的另一位作者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先生 ， 替他解释得更清楚 。 中国疾控中心到底何时发现病毒有“人传人”迹象？冯子健先生回应说 ， 早期已经有“人传人”的看法 ， 但受当时条件限制 ， 谨慎作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等结论 。 大家看看 ， 有了“看法” ， 但还不能下“推论” ， 多么严谨的治学态度！ 冯子健先生还说：“结论是保守的 ， 当然也是谨慎的 。 ” 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搞科研要保守要谨慎 ， 不要急着出结论 ， 搞错了会闹笑话 ， 这种态度真是可以 。 然而 ， 行政决策上对“保守”和“谨慎”的解释恰恰相反！ 在行政决策上 ， 什么叫保守和谨慎的态度？ 就是对病毒不要轻视 ， 对疫情发展多往严重想 。 既然出现了可能“人传人”的苗头 ， 就必须以预设该传染病或者病毒会“人传人”、会严重损害很多人健康的的态度 ， 积极展开防疫工作！ 大家好好琢磨琢磨 ， 是不是应该这样？ 因为人命关天呐！多做点不为过嘛！ 所以 ， 高福和冯子健两位先生完全搞反了！ 总之他们一直是以科研思维对待防疫工作！ 于是 ， 客观上放任了病毒肆虐 ， 蚕食更多人的性命！ PS： 本文所有引用 ， 均来自公开新闻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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