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是租来的，年后回来还能顺利进小区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毛一敬】作为距离城市最近的农村和距离农村最近的城市，城郊村既有农村社区熟人社会的一面，同时因为较近的市场距离和较低的房租水平，还吸引着大量流动人口聚集。因此，城郊村防疫工作服务的对象包括本村村民和外来租房户两类群体。发挥城郊村社区具有的熟人社会关联优势，克服社区人口异质性造成的防疫工作复杂性困境，可作为做好城郊村社区防疫工作的重要手段。我所在社区位于郑州市西三环附近，分为东区和西区两个封闭式小区，小区房屋统一规划为六层居民楼。其中我所居住的西区建成于2005年，共45栋， 1080套住房。本村村民平均每户在社区有3-4套住房，一般1-2套自家居住，剩余房屋出租。在小区租住的人口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区附近因村庄征地拆迁而等待安置回迁的本地农民，另一类是在附近工业园上班的务工人员。在河南省硬核式防疫工作背景下，社区防疫工作的紧张程度从年前开始便不断升级。

网友分享一则河南硬核式防疫案例（图/新浪微博）一、城郊村社区防疫工作面临的挑战（一）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本村村民在2005年全部“洗脚上楼”——伴随土地征收和集体主导的土地非农开发和使用，村民家庭的生产活动彻底脱离农业，房租收入和城市务工成为村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一方面，农民居住和生产活动的转变使原本较为封闭的村庄边界不断开放，与周边商品房相比较低的房租水平，使小区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集聚，人员流动具有一定频繁性。另一方面，村庄整体治理结构和治理目标并没有随着农民上楼和社区人口复杂性的提高而发生转变。在村庄治理视野中，本村村民仍然是主要的管理和服务对象，流动人口的管理基本只限于收取物业费。由于社区内房屋出租较为活跃，且村民出租房屋也不需要到村委会报备，因此村委会基本不掌握社区内流动人口的信息。而对外来务工的流动人口来说，社区更多是下班后的居住空间，与社区治理和本地村民的关联性较小。因此，村委会日常对流动人口的粗放式管理基本问题不大。但在特殊的防疫时期，疫情扩散的迅速和疫情治理迫切性背景下，社区租户具有的“流动性”和社区对流动人口信息掌握能力的缺失，使得流动人口成为社区防疫工作面临的重要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这是城郊村社区防疫工作的重要挑战。（二）流动人口管制与村民利益的冲突早期，河南省通过各种硬核式的“拦路”以控制肺炎传播，除此之外，为应对肺炎疫情，社区大约从大年三十就开始进行限制性社区出入管理。一方面是针对已在社区内居住的村民和租户，要求出入社区进行体温测量，并禁止走亲访友及外来车辆进入；另一方面是针对过年回家的租户，要求本村村民自觉通知自家租户不要返回小区， “即使返回小区，也进不了家门” 。

资料图：大河网在大年初六左右，为详细掌握社区内居住人口情况，村委会干部一行人逐家逐户对社区内的出租房屋进行信息登记。对于在社区内居住的租户，要求出示户口本进行居住人口登记；对于不在家的租户，现场联系作为房东的本村村民，要求现场联系租户，如果已回老家，要求房东通知暂时不许回社区。经过三天的登记工作，村委会基本掌握了所有出租房屋的流动人口信息。随着疫情防控级别的提高，社区现阶段实行严格的管控制度，凭出入证进出。越来越多租房户因工作需求开始返回郑州，因外来人口难以进入社区，往往求助于本地村民进行说情。租户与本地村民的利益关联使村民也有向村委会说情的动力，而村委会在严格的管控管理下坚持不允许租户进入社区，以此引发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冲突每天都在发生。这成为社区防疫工作的另一难点。二、城郊村社区的内生性优势城郊村社区的防疫工作虽面临着上述困境，但同时，村庄熟人社会内丰富的关系资源和村民与集体的政治性关系资源，是城郊村开展防疫工作具有的重要内生性优势。（一）村庄熟人社会关系资源距离城市较近的距离使本地村民能够实现“早出晚归”就近务工，同时房租经济使村民在房东身份下在村庄具有共同的利益属性。因此，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背景下，村民流动性并不强，村庄熟人社会结构得以保存。租房户虽与本地村民处于混居状态，但村庄熟人社会关系仍是社区社会的主导结构。熟人社会关系使社区居民之间的行为较易达成示范性和一致性。比如防疫工作中的戴口罩问题。开始防疫宣传时，只有少数年轻人戴口罩。在大家几乎都不戴口罩的背景下，少数想带口罩的中老年也会因为怕被别人“笑话”而放弃想法。而在村委会的强力宣传下，当戴口罩成为大多数村民的选择时，每个中老年人出门也开始主动要求戴口罩，因为不戴口罩“怕别人嫌弃” 。同时，熟人社会关系也使以村干部为主体的防疫工作不再只是自上而下“冷冰冰”的执行任务，提供了防疫“硬任务”实现“软执行”的空间。同时，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也增强了在“战疫”过程中干群之间的共情和理解。（二）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政治性联结村民与村干部的关系是具有权利义务的政治性关系，而并非简单的服务提供者和被服务的关系。这种政治关系在防疫工作中起到两方面作用：第一，村干部在街道办的指导下落实防疫任务时，有更强的动力去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实现工作落实。村庄一直以来较为激烈的选举竞争直接建立了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政治关系。村干部的治理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在以后的村庄选举中能否实现连任。因此，村干部在防疫工作宣传中，内涵着两套话语，一套是政府的强制性意志，要求村民配合，另一套则是村干部自己进行的话语转化，从村民健康和社区安全的角度出发，对村民进行劝说。双管齐下增强村民对防疫工作的支持和理解。第二，在村民与集体的政治性联结下，村干部掌握着利用集体资源为村民发放福利的权力。因此在落实防疫工作时，停发福利作为底线式的惩戒手段，用于让村民配合社区出入管理和对社区内流动人口的管理。换而言之，村民与村集体间的政治性联结，抑制了村民与租户间因利益联结而对疫情防控带来的挑战。三、城郊村社区有序开展防疫工作的策略在基层防疫工作中，社区内较大的人口流量与有限的社区干部资源间的张力，使得社区防疫工作面临挑战。解决资源匮乏困境，面对防疫中的人口异质性挑战，动员和转化是城郊村社区有序开展防疫工作的策略。（一）动员机制：房东与“红袖标” 房东是城郊村进行流动人口管理的重要中介。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全面掌握流动人口信息，做好对流动人口的检测和服务管理是防止输入性疫情蔓延的重要一环。社区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弱利益关联和瞄准困难，使社区对流动人口的直接管理较难实现。房东一方面是本村村民，与村集体具有政治性联结，另一方面，房东与流动人口通过房屋出租建立了之间的利益关联，因此，通过动员房东在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中发挥作用，既能够分担社区治理压力，也能够实现对流动人口的精准管理和服务提供。通过动员具有普遍性的房东参与防疫工作，社区小单元内的防疫就不仅仅只是有限的村干部的工作，而是村民自己为自己负责。 “红袖标”是社区中参与防疫宣传工作的老党员、积极分子。没有无人机等高科技宣传监控手段的支持，社区中防疫卫生宣传仍主要依靠人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