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铭记这一刻，我们能做些什么？( 四 )

第一，不能关闭公共领域，应当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

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存在，有助于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决策所可能出现的失误。正如决策学研究所表明的，就如何减少决策中的偏差而言，多数行之有效的去偏差技巧，都考虑到了看待问题时使用不同的视角。在所有的情境中，考虑对立面都能为判断带来更高的准确度。

所以，公共媒体与各类自谋体存在的意义，其功能就在于表达多元的声音，从而减少决策中可能出现的认知偏差。在媒体死亡的时代，大量的决策失误会变得不可避免。

不要认为批评政府就是在抹黑政府。政府的正面成绩，自有宣传部门来肯定与传播。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哪有时时等着民间来夸奖与赞扬的道理？更何况，做好该做的工作，尽好应有的职责，本就是政府部门的本分。做得好就要民间表达感激，这恐怕是青天大老爷的心理吧。

第二，不能以依法治国为名，让法律充当政治打手的角色。

在疫情蔓延之初，对于多位医护人员以造谣为名所进行的训诫，便是以法律的名义来进行的。在其中，法律充当的是不太光彩的角色。问题在于，如果法律不是被用于保障个体的正当权益，而经常是作为打击异见者的工具而存在，凭什么让民众来信仰这样的法律？

而一旦民众不信仰法律，在一个高度流动的超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中，又如何实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在这样的社会中，必然难以主要依靠道德规范或文化规范来建立社会的信任机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社会的基本信任机制，不得不转而依靠法律来确保。

政治风向历来变幻莫测，法律疲于奔命地紧相跟随。倘若法律充当的一直是政治打手的角色，它就根本无法承担起建立规范性期待的基本功能。不仅治理机制的现代化无从谈起，也不可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所以，让法律成为政治的打手，表面看来直接有效，实际上却是饮鸩止渴的做法。这样的因小失大，会让整个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三，不能盲信技术治理主义，以为依靠科技手段就可完成社会治理的转型。

社会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无法单靠科技手段就实现有序运转。全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与科技等各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相应功能。

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政治、经济与法律等子系统，譬如人体的各个组织系统。有机体要存活并有序运行，就必须让各个组织系统自负其责，发挥好各自的功能。心脏系统再重要，也不能替代消化系统，而承担起消化的功能

社会的治理，必须在尊重各个子系统自身运作逻辑的前提下来进行。让政治系统一家独大，不断地用政治的逻辑去干预其他系统的运行，势必导致全社会系统的功能失调。

所以，在一个复杂性日益递增的社会中，凭借现代科技所开发的技术手段，也许可以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实现完美的控制，却绝对难以实现有效而合理的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