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之光到战争策源地，日本只用了十年( 二 )

▍明治天皇本身没受过正规西式教育，不学无术，晚年饮酒不加节制，形体肥硕。但其凭借过人天赋，自学掌握了帝王统治术，对皇储的教育也侧重于从政治、宗教两方面教授「帝王学」。天皇无法理政、威信沦丧，日本国民对皇室的敬畏也就越发难以维系，议会和总理大臣的权力得到加强，政党也乘机扩充势力。所谓的大正民主宪政，正是在这种夹缝中艰难建立起来。 1912 年，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天皇机关说」，认为天皇也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须对全体国民负责，受议会的监督，统治大权不是天皇的私事。这种对「国体」的创造性解释，在维持既有天皇制和宪法的前提下，为实现民主宪政做了理论变通，后来为 1920 年代的政党内阁所尊奉。恰好在 1924 年以后，「自由派」人士西园寺公望成为唯一在世的元老，他推荐首相人选时严格自律，只推荐国会多数党及最大反对党的党魁，在日本特色体制和民主宪政之间架设了桥梁。不难想象，这样的政治体制极为脆弱，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宪法的歪曲脑补之上，而且在实践又严重依赖少数实权政客的德行，一旦外部环境骤变，后果不难预料。而且，在大正民主不断推进的时代，昭和时代的疯狂就已经初见端倪。福祸难料的经济奇迹日本从「一战」期间开始经济腾飞，财政也随之日渐宽裕，日本大国自信膨胀，大搞扩军和资本输出，提出「充实国防」「中日经济亲善提携」等政策，扩充海陆军备，企图独霸中国，确立东亚领袖的地位。在国际上，同时期的美国却对外秉持「威尔逊主义」，以全世界的民主事业为奋斗目标。美国式的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观念，也在日本逐渐扩散开来。观念和追求的碰撞，加深了日本与欧美列强的矛盾。 1923 年，日本军部将苏俄列为头号潜在敌人时，美国竟赫然名列第二。抗拒西方文化的国粹传统也有所复兴。惨烈的世界大战重挫西化派的威信，在不少民间国师看来，西方那一套远非什么普世价值，政治上推崇民主，就是向西方投降。

经济起伏造成的社会问题，更是让日本社会的戾气愈演愈烈。一战后在经济腾飞中成为巨头的，主要是三菱、三井、住友等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财阀。众多中小企业则由于缺乏政府和银行支持，普遍规模较小，技术落后，不具备抗风险能力。随着日本经济转入危机，特别是 1920 年 3 月开始，东京证券交易市场的股价暴跌，不少中小企业和银行应声倒闭，全球「大萧条」更是使日本的经济困境雪上加霜。到 20 年代末，日本大学与专门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已不足 40% ，社会维稳困难，「昭和维新」「天诛奸臣」的声浪此起彼伏。与此同时，随着皇室的新一代裕仁皇储逐渐长大，大正民主很快走上了绝路。坚持天皇对日本军队的领导作为维新以来的皇室「第三代」，裕仁幼年时目睹过祖父明治的威严，也曾困扰于父亲大正的昏聩对皇室造成的伤害。接班人的责任意识，使他很早就已致力于在宫内大臣的帮助下，挽救皇室渐趋没落的权势。为了重振皇室的威严，增强在民众中的存在感， 1921 年，还是皇太子的裕仁在宫内忠臣和皇亲国戚的安排下，游历欧洲，遍访英法荷比意诸国，与各国显贵谈笑风生。日本媒体对这次出访的报道力度空前，裕仁第一次公共宣传就取得了重大成功，有力回击了皇室衰落的论调。

▍1924 年 1 月，裕仁大婚，大赦天下，广施恩泽于日本国民，以收买人心。皇室教师杉浦重刚曾如此教导裕仁：法国思想家卢梭放纵任性，连工作都保不住，不值得尊重，他的理论「引导民众诅咒国家和政府」，罪大恶极；日本行「王道」，可免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余毒。裕仁对政治的操弄也很有手腕。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指出：通过幕后的积极活动，裕仁至少掣肘了三任总理大臣的权力，加速了政党内阁的崩溃。对于军队统帅权的维护，裕仁更是不遗余力。根据帝国宪法，日本海陆军统帅权属于天皇，但没有明确说明是否「独立」。在大正天皇怠政的 1920 年，内阁官僚蠢蠢欲动，阴谋撤销海陆军统帅部，未获成功。到了 1924 ，政党内阁正式上台后，又试图染指军队。军部在争取到裕仁支持的情况下，坚决回击，最终获得「独立于内阁，独自制定军令」的权力，并进一步明确了天皇的「统帅大权」是不受政府约束的，为军部势力的膨胀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