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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和罗马：国家发展模式决定的兴衰

莲悦/文

在纪元前后 ， 历史上曾同时代存在着两个伟大的国家——汉和罗马 ， 两个在战争中崛起和强大的国家 。 为了争夺西地中海的霸权 ， 罗马与位于北非北海岸的迦太基进行了漫长的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241年 ， 持续了整整23年；第二次布匿战争从公元前218年到公元前201年 ， 持续了17年；第三次布匿战争虽然只有3年 ， 从公元前149年到公元前146年 ， 但此战结束后 ， 罗马将迦太基夷为平地 。 迦太基 ， 这个“曾经统治过这样多的土地、岛屿和海洋 ， 有许多武器和舰队、战象和金钱 ， 可以跟最强大的帝国相比”的伟大国家 ， 彻底被罗马毁灭、终结 。 公元前122年 ， 罗马在迦太基的土地上重建迦太基城 。 就在第二年 ， 即公元前121年 ， 西汉王朝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部于春夏两次进攻位于今天甘肃省西端的河西走廊地区 。 这里驻牧着大量的匈奴军民 。 因为惨败给汉军 ， 这年秋天 ， 河西匈奴军浑邪王杀休屠王 ， 并合并其部众全部降汉 。 自此 ， 汉王朝在河西地区“列四郡、据两关” ， 打通了西汉王朝与西方世界的连通之路——丝绸之路 。 两年后 ， 即公元前119年 ， 汉武帝手中最闪耀的两颗将星——卫青和霍去病率部出击位于漠北的匈奴军队 ， 与匈奴人展开了决战 。 这一战 ， 汉王朝取得决定性胜利 。 这一战 ， 也奠定了未来上百年的时间 ， 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汉王朝作为东亚地区文明的核心和霸主而存在 ， 而其他国家 ， 即便是曾经的北亚霸主匈奴 ， 也只能作为臣属国臣服于汉王朝 。 罗马经历了与迦太基百余年的三次布匿战争；汉也从公元前200年高祖遭遇“白登之围”到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降汉 ， 经历了百余年的汉匈战争 。 汉和罗马 ， 这两个在战争中崛起和强大的国家 ， 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 罗马 ， 缘起于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内陆小城邦 ， 自建城起 ， 经历了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制时代 。 共和时代的罗马约为公元前509年至公元前27年 ， 是罗马扩张最为强势的时代 ， 与迦太基的百年冲突便发生在这个时代 。 持续不断的征战 ， 并未让罗马走向贫穷和衰败 ， 相反 ， 它让罗马从一个内陆小城邦逐渐成为整个地中海的主人 ， 让罗马的“永恒”统治经历了千余年的繁荣 。 战争带给西汉王朝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 汉武帝时代是汉王朝与北方强大匈奴争战最为激烈的时代 ， 然而《汉书》对汉武帝晚年的汉王朝 ， 却频频有“天下虚耗”“户口减半”这样的记录 。 西晋史学家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更是这样描述他治下的汉王朝：“（武帝）军征三十余岁 ， 地广万里 ， 天下之众 ， 亦减半矣 。 ”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则在各自的著作中将汉武帝与暴虐的秦始皇相提并论 ， 甚至直斥他为“有亡秦之失” ， 而仅仅免于“亡秦之祸”的暴君 。 西汉王朝在汉武帝去世后 ， 虽然在昭宣时期有着短暂的中兴局面 ， 然而 ， 从公元前87年武帝去世 ， 到公元8年王莽篡汉 ， 也就维持了短短不足百年 。 同样是对外征服 ， 同样是开疆拓土 ， 当罗马成为整个地中海的主人时 ， 汉王朝同样傲立于世界的东方 ， 成为了东亚霸主和亚洲文明的主导者 。 但为何 ， 战争给两个国家的民众和社会带来的 ， 却似乎是截然不同的结果？也许 ， 我们可以从国家发展模式的角度窥探一二 。 古罗马文明和我们的华夏文明是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 。 如果说 ， 古罗马人是古希腊人最好的学生 ， 那么在国家发展模式上古罗马与古希腊一脉相承 。 希腊文明重视商业和贸易 ， 以海外拓殖来实现领土和文明的扩张 。 罗马人虽然更钟情于土地 ， 但对商业和贸易的重视并不逊色于希腊人 ， 甚至自己的对手迦太基人 。 随着领土的扩张 ， 罗马经济把内陆地区大量自给自足经济同地中海地区广泛的商业贸易结合起来 ， 曾经由希腊人、腓尼基人经营的海上交通得到空前发展；罗马的粮食起初来自拉丁地区 ， 后来从西西里和北非运来；罗马的商人享有“大批倒卖者”的盛名 ， “丝绸之路”通中国 ， “香料之路”通印度 ， 他们跟随军队在帝国境内自由活动 ， 随身携带大量值钱的、时兴的和紧俏商品…… 华夏文明则以小农经济为主 ， 以高度集权来维持国家统一 。 在这种国家发展模式下 ， 我们可以看到 ， 我们这个古老的农耕文明的国度 ， 不仅仅不重视商业发展 ， 更从文化的血脉里就根本否定商人和商业的价值 。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 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五蠹》 。 在这篇文章里 ， 他列举了5种人 ， 把他们称作社会的蠹虫 ， 工商业者便是“五蠹”之一 。 这种思想对后世的统治者影响极大 ， 他们认为 ， 商人并不从事生产 ， 只依靠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从中渔利 ， 当然是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蠹虫 。 汉代从事商品贩卖的商贾如果想在市场上合法经营货物 ， 就需要到官府进行登记 。 政府将这部分人单立户籍 ， 即“市籍” 。 被列入“市籍”的商贾与从事农业生产的“编户齐民”的社会地位不同 。 即便在鼓励私营工商手工业发展的西汉初年 ， 汉高祖也明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 重租税以困辱之” 。 景帝时有“有市籍不得宦”的记载 。 武帝时规定“贾人有市籍者 ， 及其家属 ， 皆无得籍名田” 。 武帝时甚至征发7种“贱民”出击匈奴 ， 这就是著名的“七科谪” 。 所谓“七科谪”即：“吏有罪一 ， 亡命二 ， 赘婿三 ， 贾人四 ， 故有市籍五 ， 父母有市籍六 ， 大父母有籍七 。 ”可见 ， 有市籍的商贾 ， 或者曾经被编入过市籍 ， 甚至于父母、祖父母有过市籍的人都属于“贱民”之列 。 注重商业贸易的罗马和以小农经济为国民经济命脉的汉王朝 ， 在国家实力上究竟有多大的差距呢？ 从直观结果上来看 ， 罗马和迦太基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持续23年 ， 第二次布匿战争持续17年 ， 漫长的战争对罗马的国民经济肯定有非常巨大的冲击 ， 但战争的创伤很快就被抚平 ， 新的领土、新的航线、新的港口、新的贸易通道……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滚动让罗马的经济迅速回血 。 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告诉我们 ， “自从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以后（约在公元前196年） ， 罗马军队恒以海外粮食为给养” 。 而汉武帝“军征三十余年”的结果却是整个国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 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 汉武帝不得不在晚年发布《轮台诏》 ， 诏命废止一切劳民伤财的政令 ， 并彻底停止对外征伐 。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根据余英时先生的估算 ， 在人口维持在5000万上下的东汉顺帝至桓帝时代 ， 汉王朝的赋钱（人头税）和田租（折合成钱）约为100亿钱 。 在以农为本 ， 以小农经济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汉王朝 ， 赋钱和田租几乎就是政府全部的收入 。 也就是说 ， 汉王朝在人口最多的时候 ， 汉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就是这100亿钱 。 这个数字只是余英时先生根据有限历史资料的一个大致估算 ， 未必准确 ， 但我们可以做一个参照 。 汉武帝初年 ， 汉王朝的人口根据葛剑雄先生的测算 ， 大致在3600万 ， 汉武帝时代的赋钱收入应该远低于东汉顺帝至桓帝时代 。 所以这个时候汉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应该不足100亿钱 。 而战争的支出是多少呢？很可惜 ， 我们的历史资料中没有相关的记录 。 司马迁在《史记》中只是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 公元前119年 ， 汉军与匈奴决战漠北后 ， 仅此一战 ， 汉武帝用于赏赐有功将士的黄金就达到50万斤 。 1斤黄金等于1万钱 ， 50万斤黄金即50亿钱 。 这个数字无疑超过了当时汉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 这还仅仅是一场大的战役后汉武帝用于赏赐有功将士的费用 。 而从马邑之谋开始 ， 关市之战、漠南之战、霍去病三征河西走廊、决战漠北……每一战每一役 ， 粮草的转运、武器的消耗 ， 甚至将士的基本薪饷等等 ， 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探究 ， 这一切对国民经济是怎样庞大的消耗 。 同时 ， 战争的胜利、领土的扩张 ， 并没有给汉王朝带来任何实质上的经济利益 。 “丝绸之路”虽然开通 ， 但商路上奔波的都是逐利的胡商 ， 而汉人 ， 除了官方使节外 ， 是被严格禁止出境的 。 对新征服的地域 ， 汉王朝更采取了“厚往薄来”的“经济厚赂”政策 。 所以 ， 为护卫丝路的畅通 ， 为招徕“万夷来朝” ， 为体现“德化蛮夷”的明君圣主之风 ， 战争的胜利、领土的扩张实际上给整个国家增加了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 。 战争不仅将文帝、景帝时代积累的社会财富消耗一空 ， 更让国家不堪重负 ， 汉武帝才会出台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敛财：算缗告缗、盐铁专营、均输平准……这些措施本质上就是从民间抽血以养战 ， 以满足皇帝开疆拓土、威服四夷的雄心壮志 。 反观罗马 ， 在领土大规模扩张之后 ， 因为战争赔款、战利品和西班牙银矿的丰厚收入 ， 一般认为罗马人（有罗马市民权的自然人）享有免交直接税的特权 。 西塞罗在《论义务》一书中明确告诉人们 ， 公元前171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胜利引入的巨额财富导致罗马人免交直接税 。 而在此之前 ， 罗马市民需要根据自己的财产份额缴纳直接税 ， 税率仅仅为千分之一 。 因为此时的财产主要是土地 ， 所以这项税收又被称作土地税 ， 付不起土地税的穷人则需要缴纳人头税 ， 足见人头税应该远低于土地税 。 同时 ， 罗马一般对行省征收什一税 ， 而且只对能产生利润的资产与人力征收 ， 女性、儿童和老人被视为不能产生利润的人力 ， 免征 。 孟子曾说：“什一而税 ， 王者之政 。 ”在汉王朝 ， 特别是在汉武帝治下 ， 即便我们抛开一系列与民争利的经济措施最终会加诸百姓身上的经济负担和地方官吏擅自向百姓摊派的赋税不论 ， 仅仅就国家法定的田租、人头税、更赋三大赋税来计算 ， 汉朝百姓所承担的税率接近20%（在《胡马北风啸汉关：汉匈百年战争》一书中有该数据的具体计算） ， 也就是什税二 ， 是罗马向行省征收的一倍以上 。 这样 ， 也许我们就能够理解 ， 同样的扩张战争 ， 为什么罗马能够从每一次战争中获益 ， 并最终将欧非亚三大洲的财富统统集中到了罗马 。 而汉武帝时代开疆拓土的结果 ， 竟然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 当然 ， 罗马的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 。 有学者认为 ， 共和时代的战争是奴隶制的保障 ， 这些战争给罗马带来了数以十万计的俘虏 。 但无论如何 ， 对于同时代发展的西汉王朝而言 ， 罗马至少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 。 当汉武帝以向社会和百姓无限抽血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开疆拓土、征伐四夷的雄心时 ， 罗马却用向海外拓殖、发展商业贸易的方式打造了一个政权维系了千年之久的强大罗马 。 （本文的观点皆来自三联书店2019年9月新书《胡马北风啸汉关：汉匈百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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