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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2003阻击萨斯第一英雄乌尔班尼

非典十三年祭 | 不说 ， 并不代表遗忘 域外传真 | 苦丁山 凡大医治病 ， 必当无欲无求 ， 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 不得瞻前顾后 ， 自虑吉凶 ， 护惜身命 。 昼夜、寒暑、饥渴、疲劳 ， 一心赴救 。 ——孙思邈（唐） Sars 13年前的今天 ， 中国出现了第一例SARS（萨斯）病人 。 2002年11月16日 ， 中国广东顺德出现第一例萨斯病例 。 萨斯是英文SARS的音译 ， SARS的全称是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mdrome ， 就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 这个病 ， 中文文献一直都把它叫做“非典” 。 但是这么用词是有问题的 。 “非典”的意思是非典型 ， 这是对一系列原因不明的的统称 。 萨斯已经查明是冠状病毒导致 ， 并非原因不明 ， 所以我们应该按国际规范 ， 叫做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 或者按英文缩写简称萨斯 。 天朝官府之所以坚持把萨斯叫做非典 ， 我的理解 ， 大概是想减轻外界的谴责吧 。 因为是一个“非典型”的疾病 ， 那么当初我们对疫情的隐瞒和控制不力都是可以谅解的了 。 一月底 ， 广州方面已经意识到 ， 从顺德发源的这个病 ， 是一个传染性疾病 。 当然 ， 官方对外发布消息的时候还是很轻描淡写 ， 无非就是“春节前夕广州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之类范文字句 。 疫情已经延续了几乎三个月之后 ， 2月10日 ， 北京方面终于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 ， 但还是没让世界卫生组织的人到广州实地察看 。 从后来的事件来看 ， 北京方面一直致力于让世界卫生组织觉得 ， 疫情在中国很轻微 ， 不需要采取重大措施 。 北京不让世界卫生组织介入 ， 我们先不假设是为了保护政治形象或是商业利益 。 我们假设是因为北京方面自认为有能力控制疫情 。 北京展现出了这种实力吗？ 追问 13年过去 ， 还有多少人记得哪些因为非典而牺牲的医者？ 从2002年11月16日出现第一例 ， 到2003年5月21日最后一例萨斯病人出院 ， 前后半年 ， 大陆本土内五千多人感染 ， 349人死亡 。 如果您不知道一次疫情迁延半年算长还是短 ， 咱接着说 。 说什么呢？说一个发生在越南的故事 。 2003年2月26日 ， 一个美籍华人陈强尼（Johnny Chen）在广东停留了三天 。 然后 ， 他要去新加坡 。 经过越南河内的时候 ， 他感觉自己病了 ， 发烧 ， 浑身酸痛 。 于是他到河内最好的私立医院越法医院去看病 。 起先越南医生觉得他得的是禽流感 。 可是病人病情迅速恶化 ， 呼吸越来越微弱 ， 于是越法医院的医生觉得需要找更厉害的专家来看看 。 找谁呢？ 当时河内有个意大利医生 ， 叫卡洛-乌尔班尼 ， 是世界卫生组织派驻东南亚的儿童寄生虫研究专家 。 2月28日 ， 越法医院的医生们请来了乌尔班尼 。 乌尔班尼询问了情况 ， 检查了病人 ， 发现这个病人肺部X片出现严重炎症迹象 。 这是病人的原因 。 乌尔班尼以他敏锐的洞察力 ， 意识到这不是 ， 也不是一般的 ， 而很可能是一种以前没有记载的新型传染病 。 他当时的描述是：这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 能识别出这是一种新型传染病 ， 并不是最重要的 。 更重要的是 ， 乌尔班尼做了一个敬业的医生该做的：2月28日当天立即通知世界卫生组织 ， 河内发现一种呼吸系统疾病 ， 有高度传染性 ， 必须做好防止疫情扩散的准备 。 考虑到这种新型疾病有高度传染性 ， 而且有很高的死亡率 ， 乌尔班尼不是提供了诊断就走人 ， 而是留在越法医院 ， 组织医务人员做最大努力 ， 指导他们采取各种应对措施 ， 隔离病人 ， 控制医患接触方式 ， 加强设施消毒 ， 使用高强度口罩和双重工作服 ， 尽量防止疫情扩散 。 5天之后 ， 陈强尼生命垂危 ， 被转送香港医院治疗 ， 这时越法医院里已经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萨斯 。 医院方面意识到情况严峻 ， 对职员提出的要求是：如果家里子女幼小的 ， 可以选择不来医院上班 。 单身的 ， 和子女已经成年的 ， 请自愿报名参加抢救小组 。 确实有一部分职员选择了不来上班 ， 后来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越南和香港医院人手不足 ， 就是因为有职员选择不来上班 。 不过 ， 坚持在医院抢救的人还是很多 。 内科人手不够时 ， 兄弟科室 ， 包括眼科医生 ， 都有过来帮忙的 。 其中一些特别敬业的医务人员 ， 为了防止意外把病毒传到外面 ， 整个疫情期间一直住在医院里 。 乌尔班尼的太太叫乔日尼 ， 当时她跟三个孩子都在河内 。 乌尔班尼跟传染病打了十几年的交道 ， 作为乌尔班尼的妻子 ， 乔日尼当然知道传染病的凶险 。 她一度试图阻拦乌尔班尼到医院去 。 她说 ， 你是儿童寄生虫病专家 ， 不是呼吸系统专家 。 你已经报告了疫情 ， 尽到了责任 。 然后你就等外界援助到来就好了——不为别的 ， 你为三个孩子想想 。 如果你被传染了 ， 我们怎么办？ 乌尔班尼的回答是：这种时候我不去看病人 ， 那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查邮件？看公文？参加宴会？ 3月11日赴泰国参加学术会议之前 ， 乌尔班尼一直都在越法医院工作 ， 一天都没有离开 。 他到医院 ， 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指导别人干活 。 他自己亲自看病人 ， 详细记录症状和检查结果 ， 给病人采集血样 ， 送WHO做分析 。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3月25日从血样里分离出冠状病毒 ， 提示这种疾病是病毒感染 ， 最早的血样就是乌尔班尼提供的 。 这里我们需要短暂闪回到北京：北京方面 ， 在疫情出现之后的很长时间里 ， 似乎一直对国际合作没有兴趣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http://www.who.int/csr/don/2003_07_04/en/ ） ， 北京方面一直到3月10日才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实验室技术援助的要求 。 在那之前 ， 中国一直坚持“自主研究” ， 而且这种研究一度还真的出现成果：中方媒体2月18日宣称 ， 非典型的致病源已经成功分离 ， “非典型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 这个研究成果让中国官员们很高兴 ， 但是这个“成果” ， 害苦了国内和国外的一大批百姓 。 衣原体感染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疾病 ， 而且可以用抗生素治疗 ， 所以危险性远远不如萨斯这样的烈性传染病 。 这种错误判断跟中国本土疫情控制的拖延是不是有直接关系 ， 或许难以做结论 ， 但是这种定性肯定会让一些病人 ， 包括医学院的退休教授 ， 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 于是继续到境外旅行 。 而那导致了萨斯疫情迅速向全球扩散 。 我们接着说乌尔班尼的故事 。 乌尔班尼知道 ， 仅仅在越法医院内部做防疫是不够的 。 陈强尼刚从外国入境 ， 而越南境内从未出现过这种病例 ， 所以这个病的源头极有可能来自境外 。 而这种疾病传染性极强 ， 所以必须在全国采取措施 ， 尤其需要迅速在边境口岸增设疫情检查 。 于是他请求代表世界卫生组织跟越南卫生部官员紧急会谈 。 这里应该高度赞扬越南官方 。 乌尔班尼从医学角度考虑 ， 建议越南官方对国际社会公告疫情 ， 呼吁援助 ， 对所有边境口岸做疫情监控检查 ， 隔离可疑人员 。 这些做法能防止疫情扩散 ， 但是肯定会对越南的经济造成冲击：大批商人会取消正常业务活动 ， 旅游消费会急剧减少 。 另外 ， 如果越南官员很在乎面子的话 ， 可能会认为 ， 对国际承认本国出现烈性传染病 ， 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 是有损政府形象的 。 这种顾虑 ， 在官场讨生活的当然都会有 ， 这也算是人之常情 。 不过 ， 乌尔班尼是一个很敬业的医生 ， 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多年辛勤工作 ， 让他深得越南官方的信任 。 3月9日星期天 ， 经过4个小时的会谈 ， 乌尔班尼说服了越南卫生部 。 越南官方同意一切照乌尔班尼的建议去做 。 即刻向国际请求援助 ， 边境口岸对所有出入境人员检查可疑症状 ， 所有医院防疫措施立即升级 ， 派军队守卫越法医院 ， 严格控制出入 。 世界卫生组织接到乌尔班尼报告的当时就意识到事态严重 ， 3月9日跟越南卫生部的紧急会议制订了越南境内的防疫措施 ， 然后3月12日 ， 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发布了疫情警告 ， 并且迅速派专家到越南协助控制疫情 。 除了世界卫生组织 ，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也派来专家 。 无国界医生组织不仅派人 ， 还送来一批为应付埃博拉疫情准备的高密封防护服 。 这些快速并且高强度的措施确实起了作用：4月28日 ，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 越南已经连续20天没有出现新的萨斯病例 。 也就是说 ， 越南实际上在4月8日就已经控制了萨斯的传播 。 从2月28日乌尔班尼第一次见到萨斯病例 ， 到越南境内控制萨斯传播 ， 一共39天 。 越南国民总感染人数63人 ， 死亡5人（这5位死亡的都是医务人员） 。 还记得中国方面的数字吗？ 中国方面 ， 即使到2004年仍然有零星病例 。 我们就以2003年5月21日（当年确诊的最后一例萨斯病人出院）为大爆发的结束标志吧 。 那么 ， 萨斯在中国这次疫情共延续了187天 。 整个疫情里 ， 中国感染5328人 ， 死亡349人 。 全球感染8273人 ， 死亡775人 。 中国跟越南的对比：一边是187天疫情 ， 5328人感染 。 一边是39天疫情 ， 63人感染 。 河内疫情迅速得到控制 ， 乌尔班尼的及时诊断和通报是一个重要原因 。 不过 ， 越南政府的开明态度也确实必须点赞 。 用新英格兰内科杂志一篇文章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 ， 河内萨斯疫情的故事 ， 是把大众健康置于政治考虑之上的一个最佳案例 。 ”（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030080 ） 。 这话有点文 。 用口语来说 ， 就是：河内官员在这次疫情处理中 ， 把老百姓的健康看得比政客的面子重要 。 如果 ， 第一次出现萨斯病例的时候 ， 中国也及时邀请一位乌尔班尼那样的医生参加诊治；又如果 ， 中国的官员也像越南官员那样放下政治考虑 ， 从一开始就积极跟国际合作 ， 尽最大努力控制疫情 ， 或许中国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 ， 世界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 。 中国方面撤销了张文康的卫生部长职务 ， 算是对国际一个象征性的交代 。 可是 ， 那些死去的人却是不能复活了 。 乌尔班尼以他的洞察力和对生命负责的态度 ， 及时通报疫情 ， 让世界卫生组织得以迅速在全球展开警戒和监控 。 他的这项努力 ， 让萨斯在越南的传播范围降到最低限度 ， 有力遏制了萨斯病毒在全球范围的传播 ， 由此产生的国际关注 ， 最终也迫使北京方面在4月下旬公开信息 ， 认真采取有效措施 ， 让中国境内的疫情在5月中旬也得到控制 。 但是 ， 乌尔班尼自己没有逃过这一劫 。 过于密切的接触病人 ， 让他自己染上了萨斯病毒 。 3月11日 ， 在前往泰国参加会议的路上 ， 他开始发烧 。 身为医生 ， 他立刻做了最坏的打算 ， 在飞机上就开始避免一切可能传播病毒的动作 。 飞机一落地 ， 他主动请求隔离 ， 让到机场接他的当地同事保持3米的距离 ， 然后请同事叫救护车 。 救护车一个半小时之后才到来 。 乌尔班尼进入医院之后就被按最高级生物安全要求做全面隔离 。 他太太乔日尼来到医院也只能通过对讲机对话——实际上 ， 乔日尼赶来之后 ， 多次探望乌尔班尼 ， 但乌尔班尼总共只苏醒过一次 ， 其他时间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 2003年3月29日 ， 萨斯病毒彻底摧毁了乌尔班尼的肺脏 。 上午11点45分 ， 乌尔班尼在曼谷去世 。 去世之前 ， 最后一次意识清醒的时候 ， 乌尔班尼提出两个要求：第一 ， 请一位牧师为自己做临终祷告 。 第二 ， 死后把自己的肺脏切下来做研究 ， 尽快查清楚这是一种什么疾病 。 乌尔班尼没有活着看到研究结果 ， 但是他的同事们没有辜负他 。 18天之后 ， 4月16日 ， 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 ， 经过现代版科赫法则检验 ， 已经确认了萨斯的致病原 。 那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 。 原因确定之后 ， 曾经有人打算根据病毒特征给这种疾病起一个名字 ， 但是后来为了纪念乌尔班尼 ， 大家同意就沿用他刚刚发现这种新疾病时随口说出的病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 就是萨斯 。 目前萨斯病毒在全球范围已经被控制 ， 除了在戒备森严的医学研究机构里还保留一些样本 ， 社会上已经没有“野生”的病毒流行 。 http://www.sohu.com/a/275408361_10028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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