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进化使我们高估财富的重要性

有钱人的孩子是可怜的 , 因为他们被剥夺能够让消费逐渐增加的快乐;穷人的孩子是可怜的 , 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健康成长的条件 。 因此 , 我们大多数人是值得庆幸的 。

黄有光:进化使我们高估财富的重要性

黄有光:进化使我们高估财富的重要性

网易研究局出品——中国人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2020 , 中国迈向全面小康 , 物质生活富裕后 , 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 , 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 NO.003 适应效应:突然中了大奖 , 你能高兴多久? 我们上星期讨论了Easterlin悖论(网易研究局专栏:《黄有光:富人比穷人更难获得快乐?》) , 收入大量增加而快乐没有明显增加 , 并用相对收入的重要与环境恶化等来解释 。 现在 , 我们来讨论适应效应的作用 。 大家都知道 , 当我们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后 , 我们的眼睛会逐渐适应环境 , 并在比平时低得多的照明条件下看见东西 。 这种适应能力高到使我们能够 , 在照明度相差一百万倍以上的不同环境中 , 都能相当正常地看到东西 。 (见Loewenstein & Shane, 1999 。 ) 其实 , 我们对金钱也是这样 , 适应能力也很强!然而 , 心理学研究表明 , 多数人都忽略或者低估了当前消费或享受对未来快乐的消极影响 , 以及当前的节欲或受苦对未来快乐的积极影响(Headey & Wearing, 1991, Diener等2006 , Yu & Jing 2016, Emmerling& Qari 2017, Luhmann & Intelisano2018) 。 大多数人都认为 , 当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 , 与其变成严重残废 , 像失去两条腿或是两只眼睛 , 还不如直接死去 。 我曾经在课堂和公开讲座上让学生或听众举手选择 , 他们对以上两种结果的偏好 。 不同场合下得到的结果大致上都是三比一 , 即选择直接死去的人数是选择变成严重残废的人数的三倍 。 不过 , 多项研究表明 , 四肢瘫痪的人的快乐程度只比健全的人的快乐程度低一点点(Brickman等,1978) 。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 严重瘫痪的意外事故受害者的快乐程度 , 会逐渐回归到接近于事故发生以前的水平 , 而且他们因为自己没有死亡而感到庆幸 。 不过 , 只是接近以前的水平 , 不是超过 , 因此 , 我不建议你把双手双脚砍掉! 2012年 , 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上有一位女嘉宾叫雷庆瑶 , 她3岁时被电击失去双手臂 , 然而 , 她克服困难学会用双脚穿衣、做饭、吃饭、写字、缝衣、骑自行车、游泳、绘画等 , 甚至写书、演电影等 , 成就非常高 。 【详见:雷庆瑶(2013) 。 】没有任何大残疾的人 , 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 , 是否就应该悲观失望 , 不求上进呢? 说回到钱的方面 , 许多人花很多钱和时间来买彩票 。 但是却有证据表明 , 中奖的人并不比未中奖的人快乐(Brickman等,1978; Sherman等2019) 。 为什么呢? 的确 , 在赢钱之后他们会一度很开心;但是他们的快乐水平很快会在几周内降低到大约原来的水平 。 他们原本以为在赢钱后就可以过上一种快乐得多的生活 , 但是这个愿望却落空了 。 因此 , 每周花费一笔钱 , 比方说100元 , 消耗时间与精力 , 来追求只有60元的预期回报 , 这实在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 , 除非你能从做一朝暴富的白日梦里 , 得到大量的快乐 。 进一步说 , 如果暴富对快乐没有真正的大影响 , 那么这种白日梦 , 也同样没有足够的理性基础 。 很明显 , 我们都受制于巨大的适应效应 , 使我们的快乐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来比较的参考点的选择 , 而不是简单取决于实际水平 。 然而 , “人们似乎不能够预测到他们的参考点的变化”(Frijters, 2000) 。 因此 , 大多数人会过份地强调金钱的重要性 。 其次是人们和自己以前或最近的消费或其他经历的比较或适应 。 入芝兰之室 , 久而不闻其香;曾经沧海难为水 , 除却巫山不是云 。 古人早就有体会了 。 根据现代的研究 , 比较高的收入对快乐的正作用 , 约在4-7年内就几乎完全被适应所抵消了 , 尤其是对那些收入比较高的拥有房产的人(Di Tella & MacCulloch 2010 , 第228 , 229页) 。 然而 , 到了现在 , 人们还是几乎完全没有把当前的高消费对将来的负影响考虑进去 。 因此 , 人们还是过高评价高消费对长期快乐的贡献(Gilbert等1998) 。 为何人们这么短视与不理性呢?这一方面应该是“造物弄人” , 或者说进化使我们高估财富的重要 , 使我们强调累积 , 提高生存的可能性 , 即使对长期快乐不利(Ng 2003 , Ahuvia 2008) 。 不过 , 我们可以学会部分克服这种对长期快乐不利的倾向 , 包括避免过分重视金钱与消费 。 与适应类似的是通过期望的影响 。 高消费(甚或其他方面的高水平)使人们提高对将来的期望值 , 使将来若达不到期望时 , 大量减少快乐 。 (见如Ng & Wang 1993 , Stutzer 2004, McBride 2010, Luhmann & Intelisano2018 。 )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 , 澳大利亚女子游泳健将Emily Seebolm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 , 初赛时获得第一 , 大家都期盼她在决赛时获得金牌 , 因而提高了她的期望 。 结果 , 7月25日决赛时 , 她只获得银牌 。 获得奥运银牌 , 本应该是可以大加庆祝的事 。 然而 , 由于她期望的是金牌 , 在采访人员采访时泪流满面 , 显然非常痛苦 。 约一个星期后(8月2日) , 一位没有很高的预期获牌的选手(澳大利亚的Jessica Fox)获得银牌时 , 她与家人都高兴异常 , 说是高兴到“超过了月亮(over the moon)” 。 预期的影响是多么大呀!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尤其是西方人)要让家人、朋友等获得“惊喜”(surprise) 。 没有预期而忽然发现获得 , 会特别高兴 。 有人对奖牌获得者进行采访研究 , 发现铜牌获得者比银牌获得者更加高兴 。 银牌获得者心中想 , 就差那么一点点 , 失去了金牌的机会;铜牌获得者心中想 , 差一点不能获奖 , 幸而获得铜牌 。 如果不考虑这类心理因素 , 获得金银铜牌本身的价值比例大概是8:3:2 。 第三 , 和松鼠、老鼠等动物一样 , 人类也有累积的本能;加上人际竞争与无所不在的商业广告的影响 , 人们会牺牲健康、快乐、甚至生命等更重要的东西来拼命赚钱和消费 。 这在竞争性极强、物质主义盛行的东亚各国 , 更加明显 。 有人说 , 人们“用危害道德的方式赚钱 , 用危害健康的方式花钱” , 长期快乐如何能够明显增加呢? 多数人高估自己的能力、成就等 , 显著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高于平均水平 。 古人也说 , 文章是自己的好 。 然而 , 对于自己的收入水平 , 多数人低估自己收入相对于他人的收入 。 显著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 , 很少人认为自己的收入高于平均水平 。 这种错误看法 , 是否会使人们更加拼命赚钱 , 而快乐却不高呢? 第四 , 随着生产与消费的增长 , 人们生存环境受到的破坏也会增加 。 世界银行的Easterly曾经分析得出 , 约有一半以上的生活质量指标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 , 但也有接近一半的生活质量指标会下降 。 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地增加快乐 。 由于适应的强大作用 , 一个能够增加长期快乐的消费方法是 , 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 , 让消费量从低开始, 但不要低到影响健康 , 然后逐渐增加 , 包括在质量方面 , 就能够从逐渐增加消费的过程中 , 增加快乐 。 从这点看来 , 我们不必羡慕有钱人的孩子 , 认为他们不必自己辛苦赚钱 , 就能够有高额的消费 。 其实 , 有钱人的孩子 , 从小就习惯了高消费水平 , 因此 , 他们很难享受消费水平逐渐增加的快乐 。 相反的 , 如果他们以后遇到困境 , 不能维持高额的消费 , 他们会比普通人更加不能习惯 , 会更加不快乐 。 另外一方面 , 太穷的人家的孩子 , 也是不幸的 。 这是因为 , 太低的消费 , 如果低到影响健康成长与发育 , 会减低将来的赚钱与享受生活的能力 。 这也是为何除贫是很重要的 。 因此 , 对于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 , 包括大多数的你我 , 我们应该庆幸 。 有钱人的孩子是可怜的 , 因为他们被剥夺能够让消费逐渐增加的快乐;穷人的孩子是可怜的 , 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健康成长的条件 。 因此 , 我们大多数人是值得庆幸的 。 在我们自己可以感到庆幸的同时 , 是否也应该争取能够对社会做出贡献呢?助人为快乐之本 , 我们帮助他人 , 做出贡献 , 自己也会快乐! 文献 雷庆瑶 (2013) 。 《我心飞翔——雷庆瑶》 , 人民出版社 。 AHUVIA, Aaro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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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10 (2016): 1663-1669.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 。 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 , 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 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 , 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 。 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 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 。 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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