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伊朗变成了神权国家｜大象公会( 二 )

· 「白色革命」中开始拥有投票权的女性即使不堪重负，底层农民工也并不一定要追随霍梅尼这样的宗教革命者。传统什叶派思想并不宣扬造反精神，更多强调忍耐现世苦难、忠于人间君主，在虔诚保守的普通百姓中影响巨大，代表作如《天堂之谜》是伊朗最畅销的书籍。巴列维覆灭的过程中，直到国王流露败相，各路政治家才煽起劳工群众，要求分享政权。那场最终将伊朗女性包裹在罩袍里的革命，并非来自「愚昧落后的社会下层」。革命热情最高涨的，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巴列维的敌人 1978年，伊朗革命的中坚力量一目了然：商人罢市，学生罢课， 50万德黑兰市民高喊「处死国王」、「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等口号。

商人造反是伊朗社会的悠久传统，商界组织「巴扎」类似欧洲中世纪行会，在经济上绝不欢迎西方资本的竞争，热衷抵制洋货，反对外资企业涌入。在巴列维的亲美政策下，西方资本迅速冲击了伊朗传统的巴扎摊贩、零售店。 1951~1953年，首相摩萨台发起石油国有化运动，没收外资，与美国敌对，商人们追随其后，参与抗争，呼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巴列维国王。

· 失败后被送上法庭的摩萨台此外，巴列维政权虽然对外开放，但作为右翼威权政府，与李光耀、弗朗哥等政权颇有差异，对自由市场极不友好，反而有强烈的统制经济色彩。「白色革命」中，伊朗政府强迫企业吸纳雇员入股，其中私企要出售30%~49%的股份给劳工分红，此外还有专门补贴的工人福利银行和工人信贷合作社，政府为工人提供房贷，开办夜校学习班。 1970年代中期，城市物价飞涨，巴列维怪罪于「投机倒把」的商人，由胡韦达首相颁布《反牟取暴利法》，两周内逮捕了7750名商人，查封600家商店，至1975年底，全国18万巴扎商人被判罚金， 23万店主遭到取缔。

· 1971年的德黑兰一时间，资本家如惊弓之鸟，纷纷将资金抽往国外，伊朗经济形势大为恶化。屡次遭到割肉的资产阶级，被国王亲手推向了革命者阵营。霍梅尼旗帜下最忠诚的「下层」革命者，是这些巴扎商人中的下层人士，他们和神学院学生一起构成了霍梅尼最忠诚的基本盘，与真正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格格不入。通过商业网络，巴扎商人在国内运输、传播流亡革命者霍梅尼的演讲录音磁带，还成立伊斯兰联盟协会，向霍梅尼派系提供资助。因此，当代伊朗的不少军政要人都出身于巴扎商人，印证了商界对伊斯兰革命的巨大贡献。霍梅尼流亡归来时驾车去机场接他的，是蔬菜巴扎商人拉菲克道斯特，此人后来成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长，还担任过最大的国有慈善基金——受压迫者和战争残疾人基金会的主席。

霍梅尼政权的另一要员，商业部长阿斯伽罗拉迪，也是巴扎商人出身，在两伊战争期间掌管了国家采购与分配的大权。 1989~1997年担任总统的拉夫桑贾尼，父亲是克尔曼省农产品大商人，生产和经销开心果，拉夫桑贾尼14岁便被送到什叶派圣地库姆学习宗教，成为霍梅尼的忠实信徒。

· 1979年2月霍梅尼宣布任命临时政府总理时，拉夫桑贾尼坐在他身边最近成为媒体焦点的伊朗将军卡西姆·苏莱曼尼，其父亲也是克尔曼省的开心果种植园经营者，而伊朗的农产品市场在巴列维时期几乎被外资占领。 1978年革命中，愤怒而躁动的工商业群体发起了复仇。霍梅尼的面纱 1979年2月，霍梅尼结束了15年的流亡生涯，从海外归来。欢迎人群中，有贫民窟居民，有资产阶级和市民，其中包括大批受过西化教育的女性，比如伊朗的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

· 伊斯兰革命后艾芭迪被剥夺法官资格，转行成为律师和人权工作者，多次代理敏感案件， 200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遭政府没收奖章和证书这些听摇滚乐、穿超短裙的城市精英，之所以愿意跟霍梅尼合作造反，除了共同的敌人巴列维之外，也因为他们深信世俗化是大势所趋，并不认为愚昧迷信的宗教保守力量值得担忧。相比之下，极左的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令他们忧心忡忡。而且，当时霍梅尼至少看上去并没有多少真实实力。霍梅尼的一生中，客居伊拉克的时间多于在伊朗，被认为缺乏国内群众基础，革命初期只是凭借着长期流亡、先知先觉的资历，在道义高地上受到各党派和示威群众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