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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不应担心贫寒家庭多生

实际上 ， 中国普通家庭孩子的平均智商 ， 勤劳程度都处于全球前列 ， 中国家庭少生不仅是中国的损失 ， 也是全世界的损失 。 而且 ， 中国农村地区的生育意愿都已远低于西方国家 ， 贫寒家庭多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

梁建章：不应担心贫寒家庭多生

网易研究局NO.645 作者|梁建章（携程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一、两次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2019年12月23日 ，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认为 ， 要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 不仅要提高储蓄率 ， 而且要提高人力资本以促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 而提高人力资本 ， 归根结底要靠教育 。 针对该观点 ，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发表《产能过剩的状况下经济增长不可能有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文强调 ， 国民经济是供给与需求同时作用而增长 。 没有人的需求 ， 就根本没有必要进行生产和供给 。 文章问道 ， 人口减少了 ， 人类的需要也就减少了 ， 那么 ， 高素质劳动力和机器人创造的产品和服务 ， 谁来消费和享受？ 显然 ， 蔡昉侧重于经济循环的供给端 ， 周天勇则认为更大问题在需求端 。 虽然供给和需求是一体两面 ， 但相比于供给 ， 需求才是更基础的动力 。 我们也因此认为超低生育率对经济的更大危害 ， 是需求规模和多样性的下降 ， 而非资本和劳动力短缺 。 这与周天勇教授不谋而合 。 在中国经济学界 ， 蔡昉是国外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引入者 。 按此理论 ， 随着生育率降低 ， 抚养比下降 ， 产出中更大比例可用于积累 ， 促进技术和产业进步 ， 推动经济增长而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 。 而要获得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 前提是人们为了应对养老增加储蓄 ， 保障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供给 。 这些理论备受人口控制论者的青睐 。 在他们看来 ， 降低生育率能带来第一次人口红利 ， 促进经济发展；而低生育率加剧的老龄化又可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 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 按此逻辑 ， 低生育率永远是好事 。 但其实低生育率只是牺牲长期利益换取短期利益 。 少一些小孩短期可降低抚养比 ， 增加人均收入 ， 但长期却提高抚养比 ， 减少人均收入 。 而且因为规模效应弱化 ， 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因素后 ， 后期减少的幅度会大于前期增加的幅度 。 因此 ， 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只是寅吃卯粮 ， 且不说其前提是之前高生育率带来的大量工作人口 。 纵观历史 ， 经济增长并不需要通过降低生育率来实现 。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崛起就是在人口暴涨的背景下完成的；随着生育率降低 ， 西方国家发展速度却普遍放缓 。 而第二次人口红利之说 ， 更像是老龄化危机下牵强附会的自我安慰 。 依照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思路 ， 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强调的依然是资本积累 。 但在人口老化和萎缩的前景下 ， 经济的短板是需求萎缩和创新不足 ， 而非资本短缺 。 即使有高储蓄率 ， 需求和创新萎靡也会导致投资收益下降 ， 资格价格下跌 。 欧洲和日本已出现负利率 ， 中国则产能过剩 ， 投资边际收益下降 。 如果说第一次人口红利还能勉强表示寅吃卯粮带来的短期受益 ， 第二次人口红利更像是在望梅止渴的愿望中想象出的一个并不需要的核桃 。 二、教育提升与人口转变没有直接关系 当然 ， 蔡昉在文中并未过多谈及储蓄率 ， 而是将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点放在教育提升上 。 但教育提升并不能归功于人口转变 ， 将其带来的经济增长归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并不恰当 。 不管其论断是否成立 ， 人口红利在形式上都是源自人口转变；第一次源自生育率降低 ， 第二次源自老龄化 。 但没有老龄化 ， 教育水平也会提升 ， 甚至可能更快 。 那么低生育率是否有利于提升教育水平呢？如果孩子太多导致来不及兴建学校 ， 这个说法或许成立 。 但过去20年来 ， 中国裁并了大量中小学 ， 原因之一是学龄儿童不断减少 。 从1998年到2018年 ， 全国小学在校人数从1.39亿减到1.03亿 。 同期农村小学从61万所锐减到16万所 ， 城市小学也从3.3万所减到2.8万所 。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人口快速增长的一线城市 。 从1998年到2018年 ， 北京常住人口从1246万增至2154万 ， 小学却从2511所降至970所 。 实际上 ， 中国大城市学龄儿童占人口比例几乎全球垫底 ， 所以这些城市教育资源紧张 ， 不是因为孩子太多 ， 而是公共教育投入不匹配 。 那么学生和学校的减少是否有利于教育资源优化？其实裁并后剩下的所谓优质教育资源 ， 只是人口较多时留下的遗产 。 这种靠遗产得来的优化是被动且不可持续的 ， 更合理的是增加投入来优化教育资源 。 学校好坏的关键取决于师资和财力 。 假设一个100万人口城市拥有两所一流中学 ， 这个城市的人口降到50万后 ， 由于规模效应弱化 ， 其最好中学的师资和财力 ， 多半比不过人口100万城市中最好的两所的平均水平 。 本文作者之一梁建章曾当面询问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Becker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看法 。 Becker先问中国是不是来不及建学校 。 在得知中国其实在关闭学校时 ，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应该停止了 。 他的理由是 ， 只要有能力培养人才 ， 就不应减少人口 ， 因为对所有国家来说 ， 人是最宝贵的 ， 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口 。 那么低生育率是否有助于大学教育普及呢？其实后者主要是政策的选择 。 如图1 ， 中国大学招生人数从1990年开始稳步增长 ， 但直到2000年之前 ， 中国年招生人数还一直低于印度 。 从1998年到2008年 ， 虽然中国高考适龄人数从1910万增至2806万 ， 但进入大学人数更从108万增至599万 ， 入学率从5.7%飙至21.3% 。 时任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的汤敏在1998年11月向中央建议大学扩招一倍 ， 其中列举的五个理由之一就包括缓解就业压力 。 这甚至可以理解为 ， 适龄人口增长带来的短期就业压力 ， 反而可能部分促成了大学扩招政策的实行 。 图1 历年大学招生人数和适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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