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大众体育时代？告别大众|告别|告

新京报

夜色下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

1997年，北京马华健身俱乐部。李江树摄

刊登在1940年健身杂志《健力美》上的健身房广告。今天健身产业兴起的条件之一，在于身体管理的责任落在了个体身上，这与近代中国人成为“现代”身体过程中的大众体育形成了差异的对照。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往往是由国家教导并规训个体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健康的公民。现代健身房和训练项目出现之前，东西方的体育锻炼历史都有类似的困扰。在18世纪后期的西方，新兴民族国家为本国公民柔弱的身体而感到不安，正如20世纪初，中国面对虎视眈眈的邻国忧虑自己的民族体质。体育馆的兴起，旨在为国家锻炼更好的劳动力，训练优秀强壮的士兵，也负担起儿童体育的教育责任。 19世纪中叶以来，健身房迅速普及和成熟，成为当时欧洲众多的社会变革之一。身体从来不只是自己的，也是高度社会化的产物。但大众体育总是自上而下、以国家为尺度展开的身体管理吗？健身产业的强势意味着大众体育的衰落吗？让健身回到私人空间的健身APP ，会带来真正的改变吗？新京报采访人员董牧孜廉价体育：真正的大众健身？当代中国健身画卷中，最具公共性的一隅，恐怕是广场舞大妈和公园养生大爷的日常锻炼。这些上一代人的健身方式，有时会与扰民、集体划一的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却又尖锐地透露出城市健身所面临的困境：城市对健康意味着什么？谁为我们的老年负责？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不同于健身房里的“健身”概念（往往涉及器材使用、塑造肌肉的有计划训练），廉价健身总是与广泛意义上的体育运动联系在一起，是一般人为增强体质而从事的体育锻炼或是公共性运动。新中国有一套完整的大众体育方针，其初衷与全民健身和国防体育的目标相关，强调了体育为生产、为国防服务。 20世纪50年代，广播体操风行天下，依靠行政手段推广开来，是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参加人数最多的群众健身活动之一。不同于健身房的锻炼逻辑，在这种健身运动之中，个人的身体发展和美感诉求不受重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普及的运动都是廉价项目，少有场地的制约，成本低，易于铺展开来。这些项目富有时代感，有不少是随着竞技体育在国际上获得成绩而繁荣发展起来的。 20世纪60年代，乒乓球、游泳健身规模浩大；70年代，长跑成了群众健身的新潮流；步入80年代，群众健身开始讲究科学，小型健身器材不断涌现，运动前热身、运动后的营养等相关知识得到普及。而中国健身与世界同步的时刻，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到来。大众体育的身体管理并不将身体作为唯一的对象，相比如今健身房里的中产身体展演，大众体育的区隔性更弱，娱乐性更强，更强调运动中社会关系的互动和融合。作为爱好或集体项目的体育运动，既不完全是为了赢，也不完全是为了强身健体，而是某种身体艺术，一种技艺，或是一种游戏。参与大众体育的个体，经历的是融入动态结构的过程，这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结构相类似。健身房时代，中国人的运动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时代，不够个性化的大众体育开始失色。 “储蓄金钱不如储蓄健康”观念流行之下，中国人接触到了五花八门的健身方式。不过，早年健身市场上只有器械训练和健美操为主的跳操房，参与健身的人也往往被视为有钱人。伴随外国风潮的流入和电视的普及，同样是廉价健身的健美操开始流行，这标志着中国健身潮的新开端。美国影星简·方达（Jane Fonda）的健美操引入中国后引起轰动，本土的“马华健美操”也一度风靡，在家跟着录像带跳健美操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健身。健美操与今天“健身热”的相似逻辑在于，变美取代了健康，成为了健身的主要目的，女性则为塑造自己身体的曲线美而选择运动。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健身房的真正普及与健身热的到来，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深入而真正展开的，也伴随着身体的数据化和塑身的科学化而迅速升级。相比西方，中国的健身房文化来得迟而迅猛。西方的健身房及健身器械已有120年的发展历史，而西方健身器械的大规模商业化则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 19世纪50年代，詹德医生受医疗体操启发研制的运动辅助机械是其雏形。最受欢迎的健身器材之一跑步机（treadmill）历时更长。在成为时髦的健身器材之前，跑步机曾是一种残酷刑具，在英国各地的监狱之中长期广泛使用。在19世纪末，《纽约时报》采访人员对健身房的描写依然显得陌生而异化：“每一件设备占据一间装置精良的大房间，这些房间里机器依次排开，外行人一看还以为是精心设计的刑房，而非医生的办公室或健身房……”而如今，健身房作为一种自我强制、自我上瘾的运动方式，已成为都市中产生活的标志。对于中国人而言，健身房的健身行为作为一种透过计量达成的现代健身方式，并未沾染上世纪布满位置机械的刑房印象，而更接近于一家让你自愿前往的医院，在这里， “身体就是代表能力的数字的集合” 。尽管公共空间在城市建设扩张中面临萎缩，但在面向大众、具有集体性的廉价体育之外，面向个体的健身房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也被视为国家体育健身产业的重要部分。 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全民健身日”的确立，以及2016年“全民健身”作为国家战略的确定，对于政府而言，无论健身房运动还是廉价体育运动，对于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和综合国力都有积极作用。廉价体育和健身房都成为今天生命政治的管理方式。健身APP：平民化健身？据统计， 2018年中国健身俱乐部的总数已达5861家，这意味着每百万中国人即对应4.2个健身俱乐部。在近两年的城市服务业平均薪资榜上，健身教练一直位居前三甚至第一。健身教练已成为真正的高薪职业。这也意味着更多经济能力不足的人被阻隔在健身房的准入门槛之外。如今，健身房和跑步机开始成为中国人现代都市生活的标配。而这个时代平民化健身的选项，除了公共空间的广场舞和太极拳，还多了可以在家使用的健身APP 。 2018年，中国的健身跑步类APP用户人数已突破2.5亿。利用智能手机，健身APP降低了健身的门槛和成本，新手可随时享受免费或付费的健身指导。大众健身往往需要一个组织单位，需要占据大量的公共空间。而如今，健身APP则可以将健身留在私人领域。这正应了汉娜·阿伦特的说法，希腊人在家庭和公共世界之间所做的明确区分：“维持赤裸生命的活动，必须要在其他人的视野之外完成。 ”健身APP改变了健身房的运动逻辑：人们对基本生物过程的自我控制——写满了痛苦、泪水和高潮的脸庞，不必再暴露于健身房的镜子以及陌生人的非社会性陪伴之中。健身APP让健身成为私密的事情，进一步取消了身体在公共空间的肉体存在——尽管在社交网络上打卡等行为，依然意味着健身将始终是高度景观化的行为。如今，健身这件事透露出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全面内卷，原子化是正当且舒适的存在状态，亦符合社会期许，这种无限向内的倾向强调自我和他者的分离，包括把自己的身体也处理为他者。无论如何，健身的风靡宣告着我们正告别大众体育时代的运动风格，而无论是悲是喜，身体在当代消费社会之中再难以摆脱景观化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