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高以翔之死”:仅仅责备电视台是不够的( 二 )

  近年来 , 大众对于艺人的情绪既激烈又苛刻 , 艺人作为公众人物 , 似乎享有了这世上全部的光鲜与名利;而他们同时也处于一种动辄得咎的紧张的社会氛围中 , 不少人都曾因为网络暴力而关闭评论 , 甚至退出社交平台 。

  高以翔事件后 , 一些演员微博转发了“工作不超过12小时”“两餐之间不超过6小时”等拒绝疲劳工作的倡议 , 但没过多久大众舆论便反扑 , 一些网友认为很多演员拿着高薪又不敬业 , 不应该趁机“吃人血馒头” 。 事实上 , 不管是巨额片酬、偷税漏税 , 还是疲劳工作、意外死亡 , 不成熟的运作体系正在给演艺行业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损害 。

  在众多批判学者的眼中 , 工业本身就有原罪 , 因为它的核心是商业化逻辑 , 是扩散的、复制的 。 在这种思考框架下 , 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 , 考虑更多的是这种形式是否带来更多的效益 , 而鲜少考虑人是否能健康快乐 。 于是我们时常看到有的节目要连续录制几十个小时 , 要设计出各种不合常理的段落取悦观众 。 不只是艺人 , 包括导演、制片人在内的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人 , 都要抢档期、争时段 , 奋不顾“身” 。

  整个电视娱乐史的变迁 , 也几乎都基于商业逻辑 。 观众喜欢看什么 , 节目便做什么 。 从选秀相亲、亲子关系到户外竞技 , 中国电视荧屏上的狂欢哪一次不是一窝蜂似的 。 但众所周知 , 当有一个好的节目模式出现时 , 所有人都在抢 , 第一个人往往能得到巨大回报 , 第二个人也还能分得一杯羹 , 后面的跟风者大多铩羽而归 。

  许多类似的节目从游戏规则的设计到后勤保障 , 都缺乏对生命足够的敬畏 。

  这种撕裂其实藏在每个人的人格里 , 不仅是艺人 , 更是节目方 , 也包括观众 。 对高以翔事件的网友评论中反复出现“娱乐至死” , 尽管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的那本代表性著作《娱乐至死》并非真的意指娱乐会带给人死亡 , 但这件事却成为其核心思想的最生动和惨痛的注脚 。 这本书提到 , “电视已经取得了‘元媒介’的地位 , 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 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 ”

  反思一下吧 , 在形形色色的娱乐节目中 , 我们学到了多少流行词汇 , 又把它揉进了日常生活而毫不自知?作为消费者藏匿着的我们 , 在游戏中塑造着别人的任务和“生死” , 但在沉迷其中的同时 , 也塑造着自己的暴力与冷漠 。

「北京青年报」“高以翔之死”:仅仅责备电视台是不够的。  要把中国的娱乐工业建设成为真正的帝国 , 同样意味着要赋予它一个特别的人文关怀维度 。 只有当设计者考虑到每个人可能的身体极限 , 保障到每一处可能的漏洞细节 , 也不再为迎合观众口味而铤而走险 , 节目中所有流动的情怀一定能被观众看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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