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话语体系的建构( 五 )

哲学人类学需要正视这种经验主义的挑战 , 以丰富人的本质的规定 。 正如我们今天需要恢复哲学人类学以对抗人工智能的挑战 。 在哲学发展史上 , 对经验主义的反抗有多种方式 。 例如康德式的对抗 , 其方式是将人的理性进行分类 , 将建基于相关性的知识学归入到知性之中 , 纳入理论理性的范围之内 , 将与人的自由意志相关的原则性保障归入到实践理性的范围之内 , 并在这两种理性之间划出一道鸿沟 , 以限定性的思维方式避免两种理性之间的相互僭越 。 再如黑格尔式的对抗 , 以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的方式 , 将经验主义对知识学的建构纳入人类精神自我认知之整全性思考的过程

社会

当中 , 成为其必要环节 。 面对今天人工智能的挑战 , 黑格尔式的对抗方式 , 在某种意义上只会为人工智能增添其必要的合理性 。 人工智能在技术的加速发展当中呈现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 , 它正以其还原论式的话语体系吞并着“人本身” , 在算法的可无限拓展的意义上将自身变成为统治世界的“绝对精神” 。 因此在笔者看来 , 我们或许应当借鉴康德的有限性的视角为人类理性划界 , 将人工智能严格局限在一种知性的规范之内 , 限定其还原论式的话语表述方式对人的全部特质的僭越 , 即用器官性的、数据化的算法来解读人的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意志自由 。 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以人为轴心的技术观 , 将机器视为人延长的手臂 , 而不是将人视为机器功能实现的中介 , 任何一种试图颠倒这一关系的讨论方式都将人推入有待批判的异化的境遇 。 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 , 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新凸显“人的智能”的独特性 , 凸显其中所包含着不可被还原为数据信息及其相应算法的情感性、意志性的人之属性 , 而非将理论的重心放入到所谓人机界限模糊了的“后人类主义”当中 , 将诸如机械替换部分大脑机能之类的赛博格讨论推上理论的舞台 , 因为这样一种讨论方式不过是让“人的智能”屈从于“人工智能”的话语体系 。 它的本质其实是人工智能另一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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