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爱国行为才是理智爱国?爱国主义理解不正确的是? _1 _生活百科

值晚清国家衰微之际，民族危机牵动着有识之士的关注，这其中既有抱着“中国必亡”观点的消极之士，也有忧愤失望而郁郁自杀之人，更有盲目排外者。
在梁启超眼里，为国运颓废自杀，仅满足了自杀者自己的爱国道德感，于国并无任何裨益；持中国必亡观点的人，会在社会上造成因绝望而沉沦的消极影响，而盲目排外的自大者，将使国家陷入固步自封的危险境地，这些都不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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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例举的这些人并没有明白爱国的真谛，因此非“真爱国” 。梁启超用自己一生的言行举动，向世人揭示了如何才是真正的爱国。
第一，真正的爱国要树立坚定的信念，即坚信中国之复兴必将到来。这种对中国未来所抱极大希望，可以说是梁启超一生的基调。
1911年，为反袁而秘密前往西南的梁启超、在途中写下《国民浅训》，对中国的未来作如是说：“要之今日之中国，诚为存亡危急之时。然绝非如志行薄弱者流之所想象，谓已绝望而无可救。其前途实有无穷之希望，令我等可以自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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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希望是灵魂之粮，说希望以广而无穷的未来之境为目的，一个人只要心怀希望，便能为未来披荆斩棘，甚至牺牲狭而有限的现在之境。
在这方面“非独个人之希望为然也，国民之希望亦靡不然”，对国家的未来所怀之共同希望，将激发人们的精神力量，驱动国民不畏艰险，为实现所希冀之未来拼搏奋斗。
然希望非能凭空自生，希望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不直接促使它在人们心中落地生根。对梁启超来说，希望的扎根有其本人天性热情之故，但更主要源于对国家民族文化的了解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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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论述中国未来前途的文章中，他不仅分析中国在疆土、资源、人口、国民智慧上的种种优势，而且进一步深化到文化层次，认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已传承下来的独特文化，为国民提供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
历史上形成的对大一统的向往，在国民意识深处产生持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民族精神和文化力，才是他坚信“中国必强”的根本依凭。
第二，真正的爱国是不偏激、不狭隘，以理智端正的态度爱国，即健全的爱国。对本国文化的了解与热爱，会使人发酵出深沉的精神归宿感，但发展到极端就造成阻碍国家进步的、不健全的爱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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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调于同光之间，和民国初期都有一定市场，昭示一部分传统士人因国力衰弱之自卑，而转向思想文化之自大排外的苟安心态。他们动辄言“我国为文明最古之国，我民为德性最美之民”，尤其认为与中国相比，西方礼教风俗无一可取之处，中国只要保国粹并发挥就能达到社会大治。
梁启超以为，从“鼓励国民自重之心”而言，此类说法有时亦能产生一定效果，但若因此“长国民固步自封之习，而窒其虚受进取之心”，便是得不偿失。
他再次重申道德是社会产物，道德的内容，应随着社会条件的变迁而变化，机械地照搬前贤遗训，无法对现实的社会产生有效的影响，只能造成明面上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与暗地里的腐败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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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之立，也有其伦理道德为内在支撑，择其善者为我师资，能让我们在对比中找到自身不足加以改进。健全的爱国拒斥唯国家论和极端国家主义，不仅需克服盲目排外的病态，更要警惕那种取消个人、目无世界的倾向。显然，健全的爱国论，是对关于国家思想的四对关系论述之补充和深化。
第三，真正的爱国不是言语口号，而是化希望与信念为力量去实际行动。梁启超以为爱国，就应自觉承担复兴国家之社会责任，以积极进取的勇气投身救国事业，纵历千转百折亦不气馁。
三国时期李康曾写有《运命论》一篇，说国之“治乱，运也”，为人事所不及，这种国家兴替，出于天命而人力不能的思想，在传统中国深入人心，与此相反，梁启超认为“国家之所以盛衰兴亡，由人事也，非由天命也” 。他将因果律，作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仍然用佛学业报说来论证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