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武工队叛徒?《敌后武工队》主要内容 _生活百科

1942年6月20日，日军在历时38天且付出了死伤3000多人的夏季大“扫荡”中，仍然没有能够找到八路军第129师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被迫结束了对太行取、太岳如的军事行动，撤回据点。
战斗结束后，善于总结作战经验的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夜以继日地写出了长达2.3万余字的《太行军区1942年夏季反“归荡”的军事总结》。
在这个军事总结中，刘伯承详细分析了日军这一次“扫荡”的规律特点，从而提出了“针对日军作战的四条指导原则”，其中最基本的精神就是“避实击虚，敌进我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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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第129师师长刘伯承
就是在这种战术方针的指导下，刘伯承与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斗智斗勇中，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应运而生，那就是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敌后武工队。
敌后武工队经常扮演的角色是潜出日军的封锁线，深入到敌人侧后，他们历经了无数惊险，演绎着一幕幕动人的故事。
而关于敌后武工队的诞生，可以说是被冈村宁次给逼出来的。
冈村宁次对付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手段一般是“扫荡，封锁，蚕食”，其实，这三条对策并不是他发明的。直到他接替多田骏担任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之后，充分发挥了他擅于特务统治的特长，对汉奸特务大加重用，并把“蚕食”政策发挥到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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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
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参谋长李达后来回忆说：“我师武工队成立于1942年的春天，它是在空前尖锐的斗争环境中产生的。也可以说，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逼出来的。”
在当时的冀南地区，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汉奸和特务们为这一带也非常活跃。在光天化日之下，通常一两个汉奸特务就敢随所欲为，欺压老百姓，致使一部分群众对于抗战能否取得胜利产生了怀疑。
刘伯承认为，摆在眼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把主力部队撤出来，主动放弃斗争阵地。第二条就是急需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做好坚持长期斗争的准备。
经过一番思索，刘伯承最终决定采取“敌进我进，面向敌后之敌后，以我的蚕食反对你的蚕食”的方针，得到了第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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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村宁次
于是，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下达了《关于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的工作指示》的命令，将士们立即展开了行动。
按照刘伯承的部署，时任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先后组织20多个武装工作队，深入被日军占领的区域开展活动，武装工作队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击汉奸和特务。
在《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一文中，刘伯承首先分析了日军在其占领区统治的特点，并指出了“日军一切行动都是以特务为核心” 。
抓住了敌人这个特点，刘伯承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在《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的战术问题》一文中写道：“武工队深入到敌后的时候，先从反抢粮、反抓丁、反特务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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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师政委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
武工队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敌占区展开秘密活动，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处决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他们的行动来无影去无踪，逐渐声名远扬，尤其成为了老百姓眼中的“神兵”，令汉奸特务胆颤心惊。
除此之外，武工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广泛宣传“伪军不要忘本” 。他们经常出现在伪军中，警告伪军少做坏事。或者直接进入营房和碉堡里，给伪军上课，讲述一些弃暗投明的道理。
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武工队还建立了伪军花名册，又叫作“善恶录”或者“红黑豆” 。哪一位伪军做了一件好事，就给他记上一个红点，若是做了坏事就记上一个黑点，等黑点积攒到了一定的数量，武工队就会将他处决掉。
这样一来，迫于害怕的心理，伪军的行动有了很大的收敛，再也不敢对老百姓那么肆无忌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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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武工队
王新亭后来回忆说：“对敌斗争的实践证明，武装工作队是当时对敌斗争的较好组织形式。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充分发动群众狠打猛攻。”
武工队在日军占领区神出鬼没，日军不将在外“扫荡”的部队调回来一部分看家护院。如此一来，自然就减轻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压力，有效地支援了八路军第129师实施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