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铸刑书于鼎?子产铸刑鼎意义( 二 ) _生活百科

从信中语气可知，叔向对子产的这些改革无一认同。特别是“铸刑书”，可谓是石破天惊，开了历史先河——因为在当时，士人们普遍推崇的是“临事制刑，不豫设法” 。
为什么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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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历朝历代，都制有刑法。如《周礼》有云：“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五百种罪行，下同)，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但古人认为，虽然制定了刑法，可法中只能举其大纲，不可能覆盖到每项罪行的细节。不同的人犯了同一项罪行，但情节却又轻重。有些人虽然是轻罪，但却是明知故犯、屡教不改，不可原谅;有些人虽然犯的是重罪，其中却别有隐情，可酌情从轻处理。在刑法没有公之于众时，执法人就可根据具体案情甄别对待，对不同的罪犯采取不同的刑罚;而民众因为不知法，也就无法生出疑心，所以贵族阶层能让下民“常畏威而惧罪也” 。
可如今子产把刑法铸在鼎上、将其公之于众后，即成为国家定法。如此一来，一些讼棍经常犯小法却无以加重其罪行，另一些良善之辈无心犯重罪又无法从轻发落，就失去了制定刑法的初心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将来犯罪之人以刑书为准，据此而争讼不断，严重时更可能导致贿赂盛行，那岂不是天下大乱?
所以，叔向才对子产“铸刑书”的改革深恶痛绝。
面对叔向的“吐槽”，子产丝毫不敢争辩，低调地回覆：“正如您所说的，我才能有限，无法考虑到子孙，只求能挽救当世。既然不能遵从您的教诲，怎么敢忘记您的大德?”
看起来，这场“铸刑书”的争议，叔向在气势上完全占据了上风。
可二十三年之后，晋卿赵鞅、荀寅在汝水之旁筑城之时，顺带在晋国征收了一鼓铁，来铸造刑鼎，来向大众公布旧时正卿士匄制定的刑法!
连晋人自己都在学习子产，那么这场争议到底是谁胜了呢?
赵鞅、荀寅二人铸刑鼎之时，虽然叔向已经过世，却又引起了另一位圣贤孔夫子的非议：“晋国要亡了吧!晋人已失去治国法度了。贵贱位次没有错乱，称之为法度。晋文公当年设立了执掌位次的官员，制定了被庐(晋地，不详所在)之法，因此而成为盟主。今天放弃了这样的法度，而铸刑鼎，民众都以鼎为法度，还能尊敬贵人吗?贵人还怎么能守住祖业?贵贱秩序混乱，国家还能存在吗?况且，士匄制定的刑法，是夷地(晋地，不详所在)之蒐时定下来的，是晋国乱制的起始，怎么能以此为法?”
所谓被庐之法，是晋文公当年决定救宋之后，在被庐进行练兵，并在此制定了相关刑法。被庐练兵结束后，晋国正式建立三军，出征中原救援宋国，一举胜楚而称霸天下。
夷地之蒐是晋襄公时代的一次练兵。此次练兵时，晋襄公先是计划提拔士縠、梁益耳二人率领中军，被先克劝谏后改任狐射姑、赵盾二人;阳处父回国后，提出狐射姑不宜担任主将，晋襄公又将赵盾任命为中军主将、狐射姑为中军佐。夷之蒐前后，晋国卿士进行了三次大调整，埋下了赵盾专政期间晋国政坛的多次内乱隐患。所以，孔夫子称夷之法为“乱制”之法。
且不管士匄所制定的刑法内容究竟是什么，但孔夫子之所以批判铸刑鼎，就在于刑法被公示后，民众都会只重鼎文，而不会再对贵族阶层产生敬畏之心。如此一来，在刑法面前贵、贱将不再存在差异，那么贵族们的权威何在?贵族们权威荡然无存，晋国旧有秩序将彻底被打破、陷入一片混乱，晋国不亡国还能怎么样?
无论是叔向还是孔夫子，他们主张不公布刑法，其出发点都是要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稳定性，对法律条文的正义性反倒是放在其次了。
然而，当权贵们可以暗箱操作、肆意解释法律条文来判决罪行时，他们就一定能保持公正无私吗?这一关键要害，叔向和孔夫子却都没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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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而言，这场争议到底是谁对谁错?
事实上，子产等人之所以要铸刑书，正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得已而为之。
子产“作封洫”改革后，郑国土地全部私有化，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土地交易，使得原先处于底层的民众逐步发展成新兴地主。在郑国，新兴地主阶层有着得天独厚的成长土壤。
郑国东迁之后，郑桓公为了在当地立足，与商人结成了同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因此，在郑国商人地位向来就比其他诸侯国更高。晋国正卿韩起曾与郑国商人产生交易纠纷，为此子产还亲自出面为郑国主持公道。可见，郑国商人虽然不能从政，但影响力却非同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