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壁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是 敦煌石窟艺术以精美的壁画和什么闻名于世
敦煌西夏石窟绘画，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美术的进展包括着古代上各个民族的贡献 。过去由于具体资料缺乏，中国美术史常常局限在较窄狭的范围内，对少数民族的美术介绍不多 。敦煌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地，又是东西交通的枢纽，它的文化遗存呈现了异常丰富的多民族特色 。
是汉、鲜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民族的共同制造 。先后治理过敦煌的不同民族，常在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条件下，进展了一些不同的艺术样式，这就为我们探索某些少数民族的历史遗产，提供了具体材料 。
一、拓宽了中国美术史的题材与内容敦煌西夏石窟绘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尊像画、经变画、史迹画、供养人像、装饰图案等，它们在反映西夏宗教思想的同时，也反映着这个时代画工们的创作水平和高超技艺 。尊像画画面简洁，主体形象突出，西夏的药师佛、炽盛光佛在形象表现方面突出了民族特色 。经变画是一个时代信息容量较大的题材 。
是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和建筑画的组合，同时还能够结合诸多社会生产生活场景 。史迹画和供养人画是世俗社会人物的镜像，在记载古代事件的过程中，为我们透露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审美标准 。诸如此类的西夏石窟绘画，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美术史不能少有的资料，同时也是认识西夏社会，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极为主要的图像资料 。
1.花鸟画方面
处在“唐宋变革”背景下的西夏石窟花鸟画，经常当作佛教艺术配景出现，但我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出敦煌石窟花鸟画的变化与演进，以及充满文人意趣的绘画本真 。尤其是黑水城西夏花鸟画《禽鸟花卉》的出土，改变了以往西夏没有完整花鸟画的古代，具有非常主要的意义 。西北边陲小镇瓜沙一带石窟绘画中，出现的中原花鸟画，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原花鸟画以及宋院体画、文人画对边塞地区的艺术影响 。两宋时期花鸟画盛极一时，甚至超过了人物画的进展 。西夏石窟绘画中花鸟图像，如湖石与竹子、芙蓉、芭蕉以及野逸的萱草，都是中原文人画影响下的绘画元素 。
它们是对中原花鸟画的学习，是将花鸟与佛教题材内容结合，制造了游牧民族极具装饰感的花鸟图式，体现了其对中原画风的进展与创新 。蜀葵是西夏石窟绘画中一种独特的花卉元素，整壁或大面积出现在石窟的西壁龛内或龛外两侧，有些甚至出现在南北两壁 。
这一形式是敦煌石窟花鸟图像进展以来，所形成的一种较为完备的花鸟画图式，与宋代绘画蜀葵题材的流行有密切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蜀葵被赋予“辟邪”“忠心”“玄淡”等内涵，它与佛教华严经结合，被赋予了更多其他的内涵，在佛教美术中具有主要意义 。
2.人物画方面
人物画在西夏的进展，是敦煌石窟进展历程中又一个高峰，尽管西夏前期承袭了晚唐五代宋的风貌，但中晚期一改早期风格，在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开凿的洞窟，每一窟都彰显出西夏人高超的艺术水平，和兼收并蓄“圆融”的佛教思想 。石窟绘画的内容大多数都是佛教仪轨的表现 。
但西夏画师们在规矩中寻找创新，在常理中蕴含变化，五湖绝技皆为已用 。比如西夏的药师佛、童子、国师、供养人等人物形象的创作，明显地具有鲜明的党项特征，其绘画特征显然与黑水城出土的西夏《面相图》有极大的关联性，“冬瓜脸”、身材高大，面相饱满，凸显着西夏人对于美的认识和态度 。
布袋和尚形象在西夏境地流播，他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超人形象，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间圣贤 。在形象的创作方面，西夏人也是煞费心机，有站立的，有卧坐的，尤其是文殊山万佛洞窟门上方憨态可掬的布袋和尚形象，是宋夏时期的典型代表，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 。
莫高窟第3窟的千手观音与榆林窟第3窟的文殊变和普贤变，一直在美术史上享誉盛名 。另一方面榆林窟第3窟五十一面千手观音与诸多社会生活场景结合，是宋代习俗画与佛画相结合的一种新图式 。西夏除了佛教人物画的大量绘制，世俗人物也进入了佛教殿堂 。据现有资料，研究者们认为唐僧取经图最早出现在西夏石窟 。
唐僧、孙行者与“白龙马”的搭配，对我国古代名著《西游记》中古代人物形象的创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黑水城出土的《贵人像》、《西夏帝王与侍从》代表了西夏工笔人物画最高水平，其中《贵人像》与宋代肖像画《睢阳五老图》无论从构图、技法还是人物形象如出一辙，具有同等主要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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