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对策：对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再思考
利益博弈中的小农户
智慧农业通过智能技术能够实现农业全产业链各环节深度分工与纵向一体化 ， 创造更多农业就业机会 。 然而 ， 高昂的基础运作成本和维护费用导致高技术的采用更可能首先发生在大型农场或农业高技术企业 ， 小农户限于资本与有限的知识技能则更倾向于将土地通过租赁、托管等方式流转至大户 。 这一方面将增加土地“非农化”“非粮化”等不可持续的集约化实践风险 ， 同时 ， 土地作为农民的“人格化财产” ， 会引起农民对于土地控制权的担忧从而降低采用高技术的意愿 。 另一方面 ， 政府、企业、土地所有者、农场工人、个体农户等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 ， 在利益交叉的边缘地带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会愈发明显 。 如何通过利益分配机制令作为弱势方的小农在这场博弈中分配到合理的报酬 ， 不被挤出“游戏” ， 从而使技术切实被用于提高经济利润而不是“剥夺”利益链中更加不稳定的、脆弱的群体的剩余价值 ， 将是政策制定者亟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
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两极化
大量高技术进入农业后 ， 可能进一步推动从工人到农民、在农民之间以及从农民到农业综合企业及其数字集合的资金流动 。 就像在任何技术过渡时期一样 ， 都会有赢家和输家 。 尽管精通技术的人将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 但必须考虑哪些人确实能够获得这些机会 。 同时 ， 智慧农业的普及可能导致低技能工人净失业 ， 也可能导致那些仍然有工作的低技能农民被边缘化 。 特别地 ， 劳动力市场将出现“劳动力等级制度”：一方面 ， 高技能、训练有素的工人可以通过使用数字农业技术来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 ， 在农场、温室、加工厂和仓库中的低技能工人将受到日益严格的效率要求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随着数字化在农业中的发展 ， 对劳动力的影响已出现固有的等级化 。 尽管决策者、企业强调农业工人需要适应所谓“数字时代”的“破坏” ， 但“选择”和“灵活性”对弱势农民意味着什么？这一群体需要什么支持和资源才能真正参与并融入“智慧经济”？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
为此 ， 我们认为 ， 可通过实行收入再分配 ， 兼顾高、低技能劳动力成长机会 ， 倡导包容性增长理念 。 一些智能化、自动化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 已开始呼吁降低农业部门中低技能劳动力的被边缘化程度 。 如果智慧农业获得更高报酬的技术和高技能劳动力是以牺牲低技能劳动力利益为代价 ， 那么出于机会公平考量 ， 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将智慧农业取得的部分“剩余”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补偿 。 例如 ， 以政府补贴、企业补贴等形式将收入返还给低技能劳动力 ， 或以更多的养老、子女教育、医疗等福利权利进行补偿 ， 亦或者提供额外的职业技能培训 ， 从而使其有机会得到与高技能劳动力相同的机会 。
以科技为引领 ， 为智慧农业发展提供可行技术方案
智慧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 ， 促进智慧农业良性健康发展需要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用 。 当前 ， 在技术层面 ， 同样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科技服务体系效率不高 ， 技术成果推广率与转化率不高 ， 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二是科技服务供需矛盾突出 ， 技术供给结构性失衡 ， 以政府为主导的科技服务供给模式无法反映农民的真正需求 ， 小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转向综合性农业服务；三是科技服务体系不畅通 ， 科技服务供给主体之间联系不够紧密 ， 全面地、“一条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缺乏 。
为此 ， 首先要通过树立国家农业科技规范 ， 颁布国家农业高技术指导目录 ， 建设国家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等 ， 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 ， 从而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 。 农业服务高技术目录主要包括生产技术型科技服务高技术目录和信息技术型科技服务高技术目录两种 。 其中 ， 生产技术型科技服务高技术目录中的“植物工厂”服务 ， 将物理、化学、生物等技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 针对客户差异化的需求 ， 提供个性化和专业化的设计服务 ， 例如华大基因“精准化检测+制定个性化方案+提供产品”的“植物工厂”模式；此外 ， 农业“智能化+物联网+精准作业”服务 ， 将农业精准作业技术与精准设施生产技术相结合 ， 例如惠达精准农业已初步实现“智能探索+农机控制互联+精准作业” 。

来源：(忘川秋水)

【江苏龙网】网址：/a/2021/0326/lmkd0Q94391D2020.html

标题：忘川秋水|卫龙宝：从“大国小农”到智慧农业：机会、挑战与对策(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