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公孙家族第三篇:雄踞辽东

《三国志·王烈传》注引《先贤行状》中提到:“会董卓作乱,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东域之人,奉之若君……烈居之历年,未尝有患。使辽东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三国志·国渊传》注引《魏书》云:“渊笃学好古,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岩,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凡此种种,这不能不归功于公孙父子对于辽东地区的有效管制,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才使得上面提到的中原名士得以施展各自的长处和才华,而这些长处和才 华的施展,反过来均对辽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东北通史》一书中所说的:“公孙氏占据辽东50年,公孙度至公孙康时期为创建发展时期,即公孙氏 在辽东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并将统辖区域扩展到带方郡。由于这个政权实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如礼贤中原士大夫等,对安定和发展东北地区做出了重要贡 献,也为曹魏统一北方及政权的巩固起到了重大作用。”(《东北通史》,李治亭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由于史料中对于公孙康的记载并不详尽,因 此,后人无法断定其卒年的具体时间。万斯同曾经考证其卒年为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见《二十五史补编·三国汉季方镇年表》),不过据《三国志·公孙 度传》注引《魏名臣奏》中的记载:“奉车都尉鬷弘,武皇帝时始奉使命,开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将妻子还归乡里,赐其车、牛,绢百匹。弘以受 恩,归死国朝,无有还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孙康遂称臣妾。”根据这个记载,公孙康不但在曹操掌权时期在世,而且到了曹丕称帝之时他也仍然活着。因 此,也有学者认为:公孙康可能卒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见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最后需要说明的 一点是,公孙康并没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公孙渊,而是由其弟公孙恭接管了辽东。原因很简单:此时的公孙渊尚且年幼。按照史料的记 载,公孙恭在位时间为七年。后来因病不能理事,被已经长大的公孙渊夺位。据《晋书·宣帝纪》中说:“初文懿(渊字)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帝乃释恭之 囚。”也就是说,到了太和二年,公孙渊正式登上了辽东之主的宝座,公孙家族在辽东的统治也逐渐进入了尾声。公孙渊的外交前文提到,公孙渊是从其叔叔公孙恭的手上夺取辽东的控制权的,时间是在魏明帝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228年。此时不但曹魏政权有所表示,就是远在江东的 东吴也时隔多年之后向公孙渊这位辽东新主发出了交往的信息。《三国志·公孙度传》中说:“明帝即(位)拜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 遗。”从此由于公孙康时期就已经被关闭的辽东、东吴交往的大门被公孙渊再次打开了。史料中对于公孙渊内政方面的记载匮乏,但对于他与东吴的交往记载却是非常详尽。从资料上看,除了上面提到的公孙渊主动遣使通吴之外,双方的交往不少于七次。第一次是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五月,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这是在孙权称帝后一个月的事情。这也说明了孙权对于与辽东发展关系的迫切性。第二次是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于成山。”此 次的交往,实际上又分为了两个阶段。《三国志·公孙度传》注引《吴书》中说:“前后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圣旨弥密,重纨累素,幽明备着,所以申 示之事,言提其耳。”这就说明此次的交流首先是周贺、裴潜出发,而葛都尉随后到达的。不过此次的交往被曹魏方面得到消息,并在东吴使者返回的途中进行了截 击。《三国志·田豫传》记载:“(魏明帝)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诸军,假节,往讨之。会吴贼遣使与渊相结,帝以贼众多,又以渡海,诏豫使罢军。豫度贼船垂 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随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辄便循海,案行地势,及诸山岛,徼截险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汉武之观。贼还,果遇恶 风,船皆触山沉没,波荡著岸,无所蒙窜,尽虏其众。”第三次发生在同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籓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第四次是魏明帝青龙元年(公元233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 备物,乘海授渊。”不过此次的通使对于东吴来说是个惨痛的教训。该传说:“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公孙渊突然反目的动机,在《三国志·公孙 度传》中有个明确的记载:“渊亦恐权远不可恃,且贪货物,诱致其使,悉斩送弥、晏等首,明帝于是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该传注引《魏名 臣奏》中领军夏侯献的表章中还提到了两个原因:“宿舒亲见贼权军众府库,知其弱少不足凭恃,是以决计斩贼之使。又高句丽、貊与渊为仇,并为寇钞。今外失吴 援,内有胡寇,心知国家能从陆道,势不得不怀惶惧之心。”第五次和第六次是在公孙渊与曹魏交恶之后的事情。《三国志·公孙度传》注引 《汉晋春秋》中说:“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该传注引《魏书》中提到:“渊知此变非独出俭,遂为备。遣使谢 吴,自称燕王,求为与国。”这两次的交往分别发生在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和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对于这两次通使,东吴方面的态度耐人寻 味。《汉晋春秋》中详细记载了东吴内部的意见和最后的决定:吴人欲戮其使,羊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 成。若魏伐渊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盖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权曰:“善”。乃 勒兵大出。谓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虽陨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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