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中国幅员辽阔，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落后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形成很多个独立的地方聚落，各个聚落也就衍生出了相应的语言交流，也就是与“普通话”相对的“方言”。然而，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方言显然是不利于统治阶级上层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交流，那么，在没有普及“普通话”的古人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简单来讲，就是依靠地域位置制定一套官方的标准用语，即官话。而这种地域位置则指的是国家政治中心所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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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文明开端的夏、商、周奴隶社会时期，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还在中原黄河流域附近，其国都初西周外皆在河南省境内，所在在两种因素的影响下，当时的官方标准用语（当时称“雅言”）也就是河南话。周平王在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建立东周后，洛阳话又成为了较为固定而成熟的官方用语。《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也迎来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时期，但是在春秋战国几百年来分裂割据状态的影响之下，这种统一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完全达成的，尤其是在语言方面，除当时的中原各国之外各地区的语言差异仍然比较明显。所以当时的官方标准用语就以秦朝国都区域的“关中话”。关中话还未普及，秦朝便二世而亡，其后迎来的则是享有四百年国祚的大汉王朝。汉朝的前半部分为西汉，其国都在长安，与咸阳的位置大致相同，所以西汉的官方标准用语仍是关中话为主。而到了东汉，国都由关中的长安迁往了关外的中原地区洛阳，官方标准用语也随之而变为洛阳话。因此，在秦汉四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其官方标准用语主要以关中话和洛阳话为基础的陕西话、河南话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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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灭亡之后，紧接而来的晋朝开始了对中原的短暂统治，晋朝也分为两段时期，即西晋和东晋。西晋将都城建在了洛阳，所以当时的官话也就沿用了比较成熟的洛阳话。西晋在经历了八王之乱和胡人入侵之后不久便灭亡，其王室后裔南渡，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而建康地区本就有着属于自己的语言:吴语，南渡的王室后裔和官员士大夫则说着洛阳话，所以随着两种语言的交流和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官话:金陵雅音，也称语音。其后的南朝，即宋、齐、梁、陈几代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官话都以沿袭东晋时期的语音为主。隋朝统一南北两朝之后，建都长安，官方修订了一本反映当时汉语语音的书籍:《切韵》，以洛阳雅音和金陵雅音为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秦音（长安官音）。隋朝二世而亡，唐朝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基本沿用前朝规章制度，官话也包括当中，未作过多变更。到了宋朝，中原汉族统治政权的国都又重新回到了河南，所以当时的官话就以洛阳话为主。元朝推翻宋朝建立起了以蒙古族为统治阶级的大统一政权，所以在统治阶级内部通用语以蒙古语为主，而包括官僚士大夫在内的汉人则以“汉语”交流为主，即“天下通语”。明朝推翻元朝，中原地区的统治权重新回到了汉人手中，由于元朝统治时间并不久，且元末动乱时许多中原人士南渡，朱元璋定都南京时，该地区的“汉音”较为纯正，政府便以南京话作为官方标准用语。朱元璋去世之后，接替皇位的建文帝被朱棣篡位，朱棣登基不久后便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由于北京在元末战乱中人口骤减，所以这次迁都也是一场移民活动，这当中的移民以南京人所占比重最高，约占北京总人口的一半，所以在此之后，南京话成为了明朝两百余年的官方标准用语，而北京话在当时的通用范围基本仅限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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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建立初期，虽然满清政府将满语定位“国语”，但南京话依然是官方的标准用语，只是此时的南京话经过了明清近三百年的发展，逐渐染上了北京话的腔调。直到雍正时期，政府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腔调为标准的北京官话，北京官话才逐渐取代南京官话成为了清朝的官方标准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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