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格律诗脱颖而出，让诗正式脱离音乐，成为吟诵体。古乐府的音乐以及民间音乐则一同发生改变，糅合宴乐等，在新乐和格律的共同作用之下产生新的诗歌形式，即词牌。这种形式最大的特色就是长短句，更加灵活，但是和诗比起来却显得杂头乱尾，所以又有个称呼为“诗余”。
在没有平仄规则之前，大家都是诗。有了格律诗之后，乐府古诗成为古体诗，因为不讲平仄，而讲平仄的“诗余”就成为了词牌。和乐府古诗、新乐府诗最大的不同就是，词牌要讲究平仄格律。
词牌是讲格律的长短句（也有等长句）；古体诗、乐府诗是不讲格律的长短句（也有等长句）；近体诗又讲格律，又无比整饬（绝对等长句）。
其实新乐府诗、包括我们今天写的古体诗，都会暗合平仄——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发音规律问题，因此后期的古体诗，我们又称之为“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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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律古和词牌的区别又在哪儿呢？
就在于是否有人反复使用你写的律古平仄格律来重新创作作品。
就好像韩翃的《章台柳·寄柳氏》，他以书信的形式写给柳氏的时候，就是一首律古。结果柳氏很气愤，又有才华，依照他的格式回了一首作品《章台柳·杨柳枝》给他，这个时候作品定义就发生了变化，可以看作填词词牌。
所以在《全唐诗》中，卷二四五中收录此作，定为诗，题为“寄柳氏”；卷八九〇又收录此作，定作词，题为“章台柳·寄柳氏”。
《乐府雅词》大概也是这么个含混的意思，既有乐府诗的功用（拿来唱），里面又多是去芜存菁的词牌收录。《九张机》如果只得一首，那大概是要归入古体诗的，收到乐府诗里面也无不妥。不过还有两首，虽然都是无名氏创作，但至少证明在同样的重复叠唱的小调下，发生了“填词”这个动作，所以归入词牌类也没有问题。
这里每一小段都是很明显的格律体，除了首句三字因为是衬句，不计平仄（反正演唱的时候变调就是了），第二句都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第三句是“平平仄仄平平仄”，尾句也都是“仄仄仄平平”，这都是典型的律句格式。
当然有一些一三五不论，同时因为篇幅过长，格律方面也有不严谨，但是一看就知道这必然是产自盛唐之后的民歌作品。这么大篇作品很有可能是共同创作，集思广益，只不过依照同一个小调进行填词，然后再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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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张机》属于“转踏”类词牌。“转踏”也作“传踏”，是北宋歌舞表演的一种形式。演出分为若干节，每节一诗一词，歌唱时伴以舞蹈。《九张机》被衬词所限制，只能用来表达妇女采桑织丝的情境，也只适合表达情爱闺怨，这也是为什么再难有新的《九张机》出现的原因。
“乐府”其实就是指可以用来演唱的诗歌作品，前期为“乐府诗”，后期为“乐府词”，再到后来就没有这个机构了。或者是“文工团”，“曲协”？你说现在的作词家写出来的歌词是诗还是词？虽然我们称之为歌词，却少有可以用来吟诵的，买下音乐版权重新填词的也有，但是并不流行这种做法——更流行的是抄袭。
这个事情在古时候不存在，使用音乐重写词不犯法，因此词牌在古代才会兴盛。相对于乐曲的创作起来，填词算是件很容易的事。
你有没有用好听的乐曲唱过自己瞎编的词？
——这种创作，在古代就叫作填词，在现代，叫作侵权（音乐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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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张机》实际上就是一首联章词，“四张机”，就是其中的第四段。
整首诗都是写妇女在织丝之时的情感流淌，而金庸要选择“四张机”，那自然是有他的原因——这段词使用比兴手法，而且写得特别美。
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 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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