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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英）莫弗特，陈正宏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2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此为陈正宏先生所赠，书内夹有一张藏书票，上面有莫弗特先生的英文签名。本书为大16开精装全彩印刷，对于该图目的来龙去脉，莫弗特在序言中首先介绍了李约瑟博士所藏中国典籍数量，本序言由刘堃译成中文。莫弗特首先说：“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近六十年中，李约瑟博士搜集了近七百部汉籍。复旦大学的陈正宏教授从中挑选了一百部，编纂成本图录。”而后称：李约瑟博士并没有搜寻精美或昂贵的珍稀善本古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他之所以搜购和收藏这些书籍，是因为它们对他的前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研究至关重要，其中部分书则是他的朋友和仰慕者赠送的。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故其所藏典籍重在实用。即使一些中国的学者，也大多不在意底本是普是善，一位外国学者就更难有这样的观念。序言中称：“李约瑟博士（1900—1995），剑桥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不列颠学院院士。他37岁才开始进入中国研究的领域。”正是在1937年，三位中国科学家来到剑桥生化实验室，使得李约瑟开始关注中国科技，同时他爱上了三位科学家中的鲁桂珍博士，在鲁的帮助下，他开始学习中文，莫弗特猜测李约瑟得到的最早的中文书，有可能就是鲁桂珍赠送的。二战期间，李约瑟辗转美国、非洲、中东和印度，用了一年时间到达了中国昆明，而后从昆明又奔赴重庆，他在那里的英国大使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他的工作就是为在大学、政府和工业实验室工作的中国科学家以及分布在‘自由中国’地区的工厂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所谓‘自由中国’地区就是指中国广阔的西部和南部腹地，这些地区还未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对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以及相应的付出，序言中有这样的简述：“在一批中外家和后援团队的支持下，他和同事们跋涉数千英里，访问了三百三十多家组织机构，并为身陷困境却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提供了书籍、期刊及大量实验室基础设备。”对于李约瑟后来的情况，序言中写道：“李约瑟于1946年4月离开中国，在巴黎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担任创始主任。在巴黎工作了两年之后，他于1948年返回剑桥，开始致力于撰写原计划只有一卷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中国一般被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关于李约瑟收集到的中文线装书，莫弗特在序言中提到，他受到了不少中国朋友的帮助，其中主要帮助者是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以及国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1949年后，李约瑟在王铃的协助下，全力推进《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的写作，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李约瑟需要更多的中文古籍，1946年，他曾到过北京魏智所办书店，1951年该店关闭后，李约瑟通过新成立的国际书店去购书，又分别在1952年、1958年、1964年和1972年对中国进行了系列的访学，在此期间，他购买了一些线装书。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线装书的出口受到了限制，竺可桢教授通过协调，帮助李约瑟拿到了特殊的出口许可证，从1958年开始，中国对线装书限制出口的范围从乾隆六十年，扩大到了19世纪及以前的所有出版物，李约瑟再次写信给竺可桢，在他的帮助下，这些书也出境了。关于李约瑟藏书的特色，本书凡例中谈到他的藏书以子部为主，经部和史部较少，甚至没有纯粹的集部书，所以陈正宏先生在编纂此《图目》时，做了相应的变通：将收入图目之书大致分为“经史之部”和“子丛之部”，因为后者数量较多，故又将“子丛之部”分为上下两卷，这种中文线装书的分类方式，想来是陈正宏先生所创。翻阅这本《图目》，可窥得陈先生的编目方式，比如《明儒学案》，陈教授首先根据卷首首行著录书名，接着是全书的卷数，而后空一格写明著者所处时代，接下来空格则是著者姓名，而后再空格，则是撰写方式。第二行则注明版本，同时说明是初印本还是递修后印本，之后注明装订方式及册数，比如这部《明儒学案》标明为“洋装合订4册”，下面以小字注明每书的行格，以及开本尺寸，同时注明正文首叶版框尺寸，这种著录方式也较为少见，一般仅注明其中一种尺寸。而后则释读出书中的藏书印，同时会注出本书的来源，比如该书为“1948年浙江大学图书馆赠李约瑟者”。本书后收录有李约瑟的一些中文藏书章，他的藏章材质多种，除了寻常所见的青田石外，另外有黄杨木、水晶、铜等材质，可见李约瑟对中国藏书章很有兴趣。但是翻阅这些书影，他很少按照中国人的规矩，把章钤在每书卷首首页的下方，他的所钤有时在古书的封面，有时是在序言页，想来当时没人告诉他，中国人钤盖藏书章的规律和顺序。本《图目》在编排方面作得很仔细，书后附有中文书名和笔划索引，以及四角号码索引、拼音索引，还单列出英文书名和著者索引，使之成为了一部便于使用的工具书。如果以版本论，李约瑟所藏确实没有什么善本珍籍，即使图目中收录了一部黄跋本，陈先生也在注中写明：“书贾伪题宋本，书末何焯、黄丕烈题跋及相关藏书印亦皆伪。参见钱存训文（函内附）”（其实以我的拙眼来看，黄丕烈的那篇跋语还真像荛圃的真迹，但何焯的跋语写得太过拙劣，既然大师们审定这是伪黄跋，我当然不敢置喙。）但是，李约瑟毕竟是一位科技史研究专家，从他的藏书中可以窥得他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心路历程，这些书当然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对于这一点，陈正宏先生在本书的后跋中有着高度概括性的论述：“十八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著名汉学家和汉学研究机构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中国及周边国家写刊的汉籍善本，是汉文世界的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但是，这些汉学家所藏的中文古籍没有充分编目整理，所以国内学界少有人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师生们，近十年来致力于海外所藏汉籍的调查、编目与研究，而本书正是研究成果之一。期待着这样的书目有更多的出版，以便让中国关注古籍的人了解到海外的藏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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