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只是沉船船货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研究陶瓷贸易，也必须结合其他相关材料。比如新安沉船。这是一艘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发现的元代贸易船，有两万多件中国陶瓷器，是研究元代陶瓷外销的重要资料。这也大大丰富了韩国的中国瓷器收藏，韩国原先收藏的中国瓷器并不多，并激发韩国、中国、日本学者的持续研究。陶瓷研究者一般只是去关注沉船中的陶瓷器，但日本研究古代金属工艺的久保智康先生，他写了一篇文章，从船上装载的金属工艺品来讨论新安沉船的航线，得出的结论，与只从陶瓷器出发观察而认为新安船只是往返于庆元与博多之间的推论不同，认为线路不是这么单一，很可能会经高丽停靠并进行交易，这会促进对沉船装载陶瓷器的重新思考，也会对十四世纪东亚地区贸易交往中“物”的流动的复杂性有新的认识。
新安沉船出水的元代瓷器
对外销瓷的研究，有很多从艺术的角度，比如纹饰、制作的工艺、器物的功能，这方面的研究您能举例子介绍一下吗？
刘朝晖：做瓷器研究，当然首先会关注器物本身，像它的纹饰、造型，还有工艺方面。中国外销瓷，刚才已经提到有些是跟内销产品一样的，当然也有针对海外市场来做的特殊设计，我们可以举一些研究的例子。
比如在黑石号沉船研讨会上我自己做的一个报告，就是讨论沉船里发现的三件唐代青花瓷，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青花瓷器。在这三件青花瓷上，都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纹样，就是菱形花叶纹，在菱形里面有一些草叶，同时四个角上还会画一些草叶。这种纹饰跟之前中国瓷器上的菱形纹不一样，并非中国的传统。这样的纹饰，在国内发现的唐青花上也多有见到，是唐青花里一类比较典型的纹样。这种菱形花叶纹如果不是中国传统，那它到底从何而来？这就会涉及文化交流。
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有学者讨论过，但这次我用更翔实的材料来做比较。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伊斯兰世界，伊斯兰白釉蓝彩陶瓷里就可以看到类似的纹样，而且年代相近。我找伊斯兰陶器和工艺品的材料，能找到最早有这种菱形花叶纹的材料，是突尼斯的一座大清真寺上的瓷砖。当然年代比黑石号沉船要稍微晚一点，是836年。目前困难的是，我们无法以年代的绝对早晚，来对出现在伊斯兰和中国的这类纹样进行溯源比较，只能从装饰传统、纹样流行的普遍性等角度，来思考唐青花菱形花叶纹的来源。伊斯兰世界至迟从九世纪开始，菱形花叶纹的运用就非常普遍，不仅在建筑装饰和陶器出现，在玻璃器上也有表现，而且使用时间一直向后延续，成为一种传统纹饰。
我发现，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上就有这类装饰，其中一件桶形的杯子，上面的菱形花叶纹与唐青花的非常相近。所以如果说唐青花上的菱形花叶纹来自伊斯兰艺术，我们可以知道这类伊斯兰纹样当年确实是传到过中国的。法门寺咸通十五年（874）镌刻的《物帐碑》提到了这些玻璃器，所以这些玻璃器的年代下限应该在874年。安家瑶老师提到这种桶形杯是伊斯兰玻璃的常见器形，在伊朗内沙布尔发掘时曾发现多件八至九世纪的桶形杯。所以法门寺出土的桶形杯以及上面的菱形花叶纹，也不排除年代较早的可能性。另外
还有一个证据，也是我在上博参观时偶然发现的。就是在明代宣德时期仿伊斯兰造型和纹饰的官窑瓷器上，又可以看到这种菱形花叶纹。菱形花叶纹在中国工艺品上的流行时段是九世纪，之后就中断了，明代再次出现，其实也是受到伊斯兰风格的影响。这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唐青花以及这一时期中国的其他陶瓷器、以及各类工艺品上出现的这种菱形花叶纹，很可能是受到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作为一种舶来的风尚，一度在大唐帝国流行。
这是从纹样的角度，我们看到外销瓷器上反映出来的文化交流。从工艺的角度我们可以广彩为例。现在很多学者在关注广彩。这是清代的一种外销瓷，是在景德镇做好白瓷，到广州去加工上彩。广州当时已经有一些画师在跟洋画家学习，画洋画、画铜胎珐琅，并且生产铜胎的广珐琅。广州工匠把源自欧洲的广珐琅工艺，运用到瓷器上，创造出广彩这类新的外销瓷品种。广彩的绘画技法也受到西洋绘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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