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商人的地位是在明朝时期逐渐提升起来的?( 三 )


为什么说商人的地位是在明朝时期逐渐提升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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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剧照后来这位方麟去世,当时的大儒“王阳明”竟然为他写了一个墓志铭《节庵方公墓表》,其中写:“苏之昆山有节庵公麟者,始为士业举子,已而弃去,从其妻朱氏居。朱故业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从商乎?翁笑曰: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不为士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焉,以求尽其心。”王阳明是明朝最显赫的儒学大师,他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为学理开创了盛行明清两代的“阳明心学”。为商人写墓志铭,本已经是开先河的“第一人”,他在墓表中更是提出:“古代的贤哲提出的四民分业,遵循同一个道理,不同的职业都各尽其心,是没有任何高下之分的。”这个观点,如果放在其它朝代,那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王阳明的这篇文章是宋明理学思想史的重要文献,可以说,他提出的“四民异业而同道”是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第一次得到明确的肯定。后来,大儒学家唐顺之在一封《答王遵岩》的信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宇宙间有一二事,从见惯而绝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所谓“屠沽细人”则是指中小商人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给商人写墓志铭是前代还从未有过的事情,而从说话的语气当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唐顺之对王阳明做出的举动是不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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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商人写墓志铭,继王阳明之后还有一人,就是万历年间的著名文人领袖“顾宪成”,他也为一位名叫“倪景南”的江南大商人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墓志铭。顾宪成,何许人也?他就是写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千古名句的作者,“东林党”著名领袖人物,并创立了“东林学院”,人称“东林先生”。他说世间的人都对谈论财富很忌讳,可他并不忌讳。顾宪成在《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中说:“昔司马子长著《货殖列传》,谈文者以为千古绝唱,予特嘉其取善之周,不择巨细。乃世人卒讳言富……夫此何足讳也。”宋代以前,文人一直秉着“利义分离”的理念。比如,《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到了王阳明和顾宪成两位大儒家这里,已经开始有了“义利交合”的观点,并逐渐抬高了商人的地位。虽然他们也得到了唐顺之等一些人的反对态度,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此时,已经不再是什么异端邪说了。万历年间修的《歙县志》中便写有:“经商之道,昔者末富,今者本富。”这也是对管仲、司马迁以来“农为本富,工商为末富”的一次思想上的颠覆。后来,这种以儒家的义来指导商人的“义利交合”的理念,日后也成为了商人最重要的处世原则。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因此也认为,15世纪以后的明朝,商人阶层已经明确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商人在中国社会价值系统中正式上升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逐渐变成了“士商工农”。所以说,商人的地位是在明朝时期开始得到了提升。参考资料:吴晓波《浩荡两千年》褚华《木棉谱》王阳明《传习录》丘濬《大学衍义补》孔子《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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