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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5日，杭州西湖（府苑）小学首节“活字课”开讲
揆诸“四大发明”一词演变，其源出于欧洲学者的“三大发明”，随后“三”增为“四”，并在中国流传，时间共不超过四百年。在对古代文明了解愈加全面的今天，一些研究者提出超越“四大发明”的中国古代“三十大发明”或“88项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探讨知识的发展史，尤其需要历史语境，而不是以今人视角为准。量度古代中国发明的意义，则必须重视与古代中国直接接触的近邻们的“用户体验”，而不是跳过欧亚大陆中段的大片区域，到遥远的欧洲寻找只言片语的认同。
中国显然并非所有古代重要科技领域的原创地，但通过无与伦比的消化融合能力，“中国制造”成为古代丝路上优质产品的代名词。以中国周边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为基础，从历史实境出发来反观融合后创新并高出一筹的中国发明，无疑能让我们更加贴切真实地体认先人的智慧与成就。当然，在每个历史阶段，可堪代表中国制造水准的发明创造种类也是动态变化的。
中国周边地区对“中国制造”的早期认识几乎只能从考古遗迹中获取。于年代方面，则难以找到早于战国的源于中国的遗物。公元前6至3世纪分布于阿尔泰山北麓，形成巴泽雷克文化的游牧民，通过向周边地区卖出马匹，积蓄了来自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大量商品。墓葬所出遗物中，除一辆中国设计风格的大型四轮马车外，更引人注目的还有原产自楚地的铜镜和战国风格丝织物。
这些产品有些饱含深厚的技术积累，有些展现出优雅精致的制作工艺，还有些则涉及难以企及的奢华原料。它们通过巴泽雷克等文化中转，进一步传播到北面的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面的东欧大草原等地。古罗马作家曾悲叹中国丝绸不仅吸去大量黄金，同时还助长追求奢华的社会风气。尽管各国奢侈品都使古罗马这样的消费主义帝国黄金外流，但仍不难窥见中国发明在外来珍奇中占据的独特地位。
到西汉时期，中国官营作坊生产的漆器，则通过和亲等途径大量流入匈奴，成为贵族墓葬中常见的陪葬珍宝。可见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发明，是备受近邻们青睐的车辆、铜镜、丝织品和漆器。
数百年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朝治下的首都巴格达，同唐都长安一样，万邦来朝，商旅凑集。这个文化勃兴时期的文献记载骤然增多，其中不乏盛誉中国发明的文字。生活在巴格达的文化名流贾希兹（776-869），在其《论市场监察官》中提到从各国进口的货物，其中来自中国的有“优质宝剑、丝绸、大瓷碗、纸、墨、孔雀、快马、鞍鞯、毡、肉桂、大黄”。在数量上中国商品与来自拜占庭和波斯古城伊斯法罕的货物相当，略多于印度。但后面几处的出产多为动植物、矿产甚至奴隶。唯独中国以工艺品为特色。
贾希兹的文字在随后几个世纪中被多次援引，在此基础上各地作者又有所增益。中亚加兹尼王朝的文人撒阿利比（961-1038）在其《珍闻谐趣之书》里提到中国时，开宗明义地对中国产品赋予极高评价：“阿拉伯人习惯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称”。撒阿利比指出除精美透明的瓷器、可追溯到中国的撒马尔罕纸以外，中国人在塑像和绘画方面也拥有举世罕见的技巧。中国画家不仅要在呈现出笔下人物的神情形态，还要更加力透纸背地刻画出人物的灵魂，辨别出其笑容蕴含的究竟是嘲弄、困惑、莞尔还是惊异。
对中国制造的模仿在西亚一直在进行着，但大部分时间内，当地工匠最终收获的是叹服。波斯作家穆罕默德·花德米尔（逝世于1534年）记录了赫拉特（现阿富汗西北部城市）一名在金属器皿上绘制图案的工艺大师，曾数次尝试烧制中国瓷器，但经过不懈努力，他始终只能制作出形制与中国产品极为相似的器皿，但在颜色和纯净度上则仍稍逊一筹。直到19世纪，中国工艺在伊朗仍然保持卓然地位。一名英国观察者记载，伊朗画师称赞了欧洲画师的技艺，但仍指出“中国画师对色彩的运用是超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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