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尊孔,“顶礼膜拜”与“画地为牢”冲突下的皇权意识考量( 二 )


 雍正尊孔,“顶礼膜拜”与“画地为牢”冲突下的皇权意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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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二、雍正皇帝儒家运用上的“画地为牢”以上只是雍正皇帝尊孔尊儒“提纲”,对于儒家思想的具体运用,才是雍正皇帝的目的所在。雍正皇帝把握住了源头控制,在教育和科举领域加强儒学宣教。然而,雍正皇帝在对儒家思想的运用上,尤显“画地为牢”。首先谈谈他对“礼义廉耻”的理解。雍正五年所出会试的论题有一个比较典型,足以说明雍正皇帝对儒家的“礼义廉耻”的理解超出了一般人。这道会试题目为“士人当有礼义廉耻”,雍正皇帝看过考生的试卷后,发表了自己对 “礼义廉耻”的独特理解。他认为儒家的“礼义廉耻”包容的范围甚广,所谓“礼”,进退周旋、俯仰揖让是为小礼,“化民成俗,立教明伦,使天下之人为臣皆知忠,为子皆知孝”,这是大礼,为礼的本意;所谓“义”,讲信用,不欺人,谨言行,这是小义,开诚布公,荡平正直,使天下之人无党无偏,和衷共济,是为大义;所谓“廉”,做官的不吃喝不拿取老百姓的东西是小廉,善于理财,教民务本崇俭,做到家给人足,路不拾遗,不生盗贼,没有诉讼,贪官污吏无地自容方为大廉;所谓“耻”,要分不同的人作不同的要求,作为君主,应以一夫不获其所为耻(使每一个人富足,没有一个成年男子不在他应在的位置上),作为人臣,则应以其君之不为尧舜为耻(辅助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作为百姓,以不失言于人,不失色于人为耻,这是最基本的“耻”。
 雍正尊孔,“顶礼膜拜”与“画地为牢”冲突下的皇权意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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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一个皇帝,对儒家的“礼义廉耻”有这般深刻的见解,可见雍正皇帝所思至深,殊为难得。我们再看看他是如何在教育和科举领域渗透儒家思想的。一是圈定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雍正皇帝以前的科举考试,如乡试、会试试题都是出自于“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儒家思想的主要载体,但是雍正皇帝对科举考试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不仅要重视“四书”文,还必须做到“雅正清真”,其中的“真”字,就是讲解真切,符合儒家圣贤的原意。雍正十年,雍正皇帝敕谕礼部:“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很显然,雍正皇帝通过进一步圈定科举考试范围,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八股科举更加深化了。二是制定规范教育内容标准。在圈定考试范围的基础上,雍正皇帝还不断通过规范科举教育内容标准制约文风。比如在科举考试考“四书”文时,完全以朱熹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要求士子按照朱熹注释的观点发表议论。后来,雍正的儿子乾隆皇帝还专门命人编辑了《钦定四书文》,进一步将科举内容标准化,如果士子不精通“四书”文,就不被承认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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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三是打击对抗儒家的思想行为。以上两点对于学术和思想都意味着约束和限制,看似对儒家思想是更加深化的研究,但其实只能窒息人才,培养出愚忠帝王的奴才。这样,必然出现对抗思想,希望摆脱雍正意识形态控制的樊笼。雍正四年,参与弹劾田文镜被罚往阿尔泰军中效力的谢济世,以批注《大学》被当权者说成“毁谤程朱”,雍正皇帝不允许他抨击程朱,认为他居心不良,讥讽朝政,进一步罚他在军营做苦力赎罪。由此可见,雍正皇帝本人对儒家思想见解虽然十分深刻,但是对于儒家思想的运用,却局限于“四书”“五经”,“画地为牢”,并且将儒家思想作为奴化教育的工具,从科举教育领域进行约束、限制和规范,这是他尊孔的主要局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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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三、总结雍正皇帝在尊孔上的表现可谓“顶礼膜拜”,封孔子先人五世为王,避名讳,改诣学,改大祀,无所不用其极,而在儒家思想的具体运用上又“画地为牢”,专“四书”文,专朱熹集注,打击其他思想,这种看似矛盾冲突的做法到底因何而起呢?《清世宗圣训》卷四《圣学》中有一段雍正的话,他说:“至圣先师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而三纲以正,五伦以明,后之继天御宇兼君师之任者有所则效,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九中,他又有言:“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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