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比较传奇的国度，抛开历史的因素，它的崛起值得每一个民族进行反思和借鉴。从表象来看，日本在文化上与中国是一脉相承的，受到了中华文化圈深远的影响；而在近代的改革上，又毅然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策略，成为了当时后起的强国。但是，如果仅仅认为是外来的影响使得这个民族得以壮大，那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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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两次改革的实际走向来说，真正让其成为世界强国的，是其民族自身强大的适应性。从“衣服无针功”到幕府模式先来说一下日本国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从历史的倾向性来看，更大的可能是这个地区本来就有原住民。“徐福东渡”的传说虽然流传广泛，但除了这一个传说之外，并没有直接地证据证明徐福到达的地方就是日本。反而是从《三国志》的记载中，我们会发现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三国志·魏书》中记载：男子皆露紒，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曲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这一段文字讲述了三国时期的魏国曾派遣使臣前往日本，所见到日本人的装着。男子把自己缠得像木乃伊一样，女子的衣服大概就是床单中间掏个洞，然后套在头上用以蔽体。这样的服饰和《山海经》中曾经记叙日本“衣服无针功”的描述非常吻合，可以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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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早在四百多年前，徐福就已经达到过日本，那么日本的服饰文化应该不至于差到如此程度。所以，中日之间的交流，有明确记载可寻、可信的，应该就是在三国时期。但由于这一时期交通不便，中国国内战乱频仍，直到隋唐时期，中日间的交流才逐渐稳固下来。而日本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大量输入中国文化。而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在那一段时间里，是如何看待中华文化输入的。当时日本处于“飞鸟时期”，执政的是圣德太子。因为国内天皇和权臣“苏我氏”的冲突爆发，执政的圣德太子决定向更为发达的中国进行学习，改革土地制度、人才选拔制度、赋税制度以及等级制度。所以，创建了“十二冠制”、“十七条宪法”等等内容，重新订立日本国内的等级关系，模仿当时刚刚出现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同时借口向新罗发起战争，训练了一支听命于天皇的新式军队。在民间又与佛教达成了非常多的便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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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半个世纪，日本国内权力冲突更加激烈，群臣联合清除了权臣“苏我氏”一族，孝德天皇即位，开始施行“大化改新”。这一次改革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到唐朝的影子，甚至连唐朝在政治体制上的弊端也学去了。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日本也开始在国内施行“租庸调”的赋税制度，照搬了唐朝的做法。简单来说，“租庸调”就是收税方式的变革。“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向国家缴纳粮食称为“租”，缴纳“棉”、“布”等物资叫做“调”。而“庸”是指徭役，如果不想去参与徭役，可以用钱财代替，这就是“庸”。同时，有鉴于日本国内之前权臣和天皇的争斗，日本的这次改革明显对政治体制有更多的侧重，但地方权力却明显过大，这和中国唐朝“藩镇割据”的历史走向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可以认定，日本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中国唐朝时期的制度。在这一个世纪中，日本对于中华文明的吸纳是全盘接入的，并没有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照搬唐朝时期的各项制度。这种行为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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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各项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唐朝时期的社会是经历了一千多年的衍变而形成的，属于自然过渡。但是日本没有经历这个过程，它只是将看似先进的制度直接写入了自己的社会，并不具备运行这些制度的基础。日本的成功也就在于此，它适时地关闭了中日交流的渠道，开启了自身社会容纳、吸收、摸索的过程。也就是说，关闭中日官方的交流，并不是简单地“自大”行为，而是迫于时事的需要，日本的社会已经不能再接纳新思潮的冲击，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冲。所以我们看到，曾经有新罗的使臣因为身着新式“汉服”而被日本驱逐出境的记载。这种荒诞场景的出现，其实反映的是日本社会的一种自救行为。在外来冲击减弱之后，日本这一民族的智慧也显现出来，他们改造了中华传入的文明，有一些甚至会感觉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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