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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徐超元女士是1957年湖北大学（即今武汉大学）医学院五年制本科毕业的高材生，同年被分配到汝阳县（当时为伊阳县）工作，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分配到我县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县人民医院期间是颇具盛名的内外科大夫，1968年，在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徐超元大夫被下放到深山区的王坪公社东庄生产队当一名社员，劳动之余为王坪人行医治病。她没有名校闺秀、知识分子的架子，被王坪群众亲切地称为生命的保护神，同王坪结下了深厚情缘。九年后，徐大夫被调至河南省卫生厅工作并安家于郑州。时至今日，87岁高龄的老人仍念念不忘她的第三故乡，写下此文表达对故乡王坪的爱恋之情。
【徐超元：三访王坪--我的第三故乡】我想念王坪，王坪是我的第三故乡！
在离开43年后的2020年国庆节，孩子们陪我三访王坪，没有任何目的，只为了心中挥之不去的思念与牵挂。悄悄的来，默默的四处看看，再悄悄的离开。
我祖籍是广西陆川。所以陆川是我当然的故乡。但我从膝盖高就跟随父母在桂林，直到长成1.62米的大丫头。所以桂林是比我故乡还要故乡的第二故乡。
而1968年至1977年我又在王坪，先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又在王坪卫生院为山区群众行医治病，度过了我风华正茂的9个年头，人生能有几个9年？尤其是如此奇妙又精彩难忘的9年，所以我理所当然认定王坪是我的第三故乡。
上世纪六十年代，难忘那个冬日的清晨，我迎着山谷的烟雨寒风，早上7点从县城出发，沿着马兰河峡谷蜿蜒崎岖的小道，直走到晚上9点才七扭八歪到达王坪。我不知等着我的是什么，不过，我的心很坦然，不就是接受再教育嘛。
我被下放到王坪村东庄生产队参加劳动，后又被抽调到公社卫生院。自此以后，我每天顺应自然看病开处方，有人来请就背着药箱乐颠颠的爬山翻坡跟人家去，甚至抢险救人还加上接生掏盯眝，因为人家认为“大夫”就是像仙家似的万能，幸而我毕竟是医学院五年本科毕业，各科实习都及格通过了的。
就这样，我穿着三个大补丁的裤子，踩着露着脚趾头的鞋子，跑遍了方圆几十里的山寨沟壑，甚至占用公社闲置的旧院子，不单住了病人当病房，还给全公社的赤脚医生讲课培训，过得津津有味。我就像个大火烧剩的野山蜂，坎坷跋涉着修巢补窝，心甘情愿地演绎着我的五把叉角色，高高兴兴地履行我的万金油职责。生活很苦，但心中却很是轻松愉快。
那时的王坪，是汝阳县最边远最贫瘠落后的深山坳，村民住的土坯草房四通八漏，孩子们露着旧絮的棉袄，两个袖头清水鼻涕呲得鋥光发亮。不少人一辈子没出过那山口，没见过汽车，不认识手表，甚至没见过皮鞋。春天劳力们还得从县城肩挑背扛去买反销的红薯干，以度过青黄不接的春荒。王坪没有菜，我只能挖野菜吃，诸如灰灰菜、面条菜、野苋菜、枸杞叶、野水芹菜、马齿苋等等，甚至刺脚芽。只要没有毒就是菜。山韭菜是最高美味，而我只有望韭生津的份，吃不到，因为悬崖绝壁我上不去。因而路边见到一棵野菜，就比见到了金矿还要兴奋，由此我更理解，为什么乡民们拿着我开的药片，会像捧着太上老君金丹般的喜悦和虔诚。因为王坪缺医少药，有病多半熬到好，要不就找土单方，即使找个医生开了方又多半买不起药，没准还会遇到巫医神汉上当受骗。后来我在水磨旁开了一片地种菜，可惜小苗还没长到一寸高，牛就给啃了个连根也不剩。
在王坪出诊，不是翻山就是爬沟，山坡陡峭，山风又狂劲得怕人，我不会走山路，上山就手脚着地往上爬，下山砂石一滚，我就只能屁股着地坐滑梯似的往下遛，回去不仅得补裤子，还得上云南白药。生活确实很苦，然而却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绚丽多彩。
出诊见到蛇是平常事，好在我是南方人不怕蛇。最奇妙的一次是见到一匹狼，我以为是狗，同行的赤脚医生拉了我一把头也不回，低声喝道：好好走路！别乱看！别说话！后来他才告诉我，幸亏我们是三个人，否则就危险了，我后怕得脊背发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