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他为出版事业六次流亡

曾为了自己热衷的出版事业流亡六次、坐了243天牢的邹韬奋留下这样一句话:“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最近,韬奋基金会副秘书长黄国荣撰写的《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一书由三联书店刊行,这是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作者以像电影分镜头一样的充满画面感和故事性的写作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韬奋的人生经历。
今年是邹韬奋诞辰125周年,作为我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邹韬奋一生创办了六刊一报一社,最近,学习“韬奋精神”主题日系列活动在京举办,黄国荣以“学韬奋精神,做有信仰的人”为题举办了讲座,以下为讲座内容。
韬奋先生本名邹恩润,在南洋公学,他成绩很好,父亲也望子成龙,要他学工,当工程师。他在当时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数理化成绩非常优秀,但他爱文,插班考入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西洋文学。
邹韬奋在1926年接手《生活》周刊时,首先要确定刊物的宗旨——必须要关注人生,必须要推动社会的变革,才能引起大众的注意和喜爱;其次要唤起服务精神,另谋社会改造。在确定刊物内容时,邹韬奋认为,内容需要紧贴现实趋势,以时事为中心,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创办一种议论公正、评述精当的时事周刊。邹韬奋还很有创见地提出,《生活》周刊的风格要体现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这样的一种情趣。最后,他对于读者对象的定位是努力接近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
《生活》周刊一开始办的时候在上海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的小屋里,后于1932年迁移,韬奋在7月份创办生活书店。为什么创办生活书店?因为国民党连续封锁刊物,胡愈之给他出主意办个书店,之后变成出版社,以此来摆脱国民党的限制。当时韬奋讲,我要把生活书店办成合作社。徐伯昕跟他说,韬奋先生,现在国民政府不允许办合作社,只允许办股份制。韬奋也讲,我们对外叫股份制,对内叫合作社,总经理、理事会、管人事的委员会,统统民主选举。我们没有老板,没员工可以持股。想想看那是什么年代?1932年,韬奋先生的思想、精神已经到了这个境界,这样的活跃自由。根据韬奋先生的意志,胡愈之起草了整个生活书店筹建的方案。
他最艰难的时候是1936年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和《生活日报周刊》——也叫《生活日报》星期刊。韬奋从上海走的时候募集到了15万块钱,是两个资本家老板出的钱,但他后来考虑到《生活日报》必须坚持大众的立场,不能由一两个投资的老板来控制,于是把15万块钱都退给人家。
没有钱怎么办?生活书店出钱。《生活日报》的第一张报纸12个版,出报以后,当天销售2万份,是香港报纸销量的三倍还多,《生活日报》星期刊也出版了。但是有一个问题,《生活日报》大量的读者在内地,报纸要通过邮局邮寄,成本太高,所以每期都亏损。最后工资都发不了,稿费也开不了,苦撑了55天。8月1日,《生活日报》停刊了,停刊以后他把《生活日报》星期刊带回到上海,改成《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出版。
《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他为出版事业六次流亡
文章插图
几乎每一天,韬奋先生都是从下午开始回信,直写到夜里两三点钟。大到抗战救国、社会变革问题,小到求学求职、婚姻恋爱、工作方法、写作技巧等等,他都会给予具体的、个别的、各不相同的解答。看信、回信占据了韬奋先生大部分时间。他每天要看几十封信,并安排回复,有代表性的读者来信还选出来直接在刊物发表。最长的回信,他会写到上千字。事情总是干不完,每天下班回家只得恋恋不舍地和办公桌暂时告别,有时在办公室写不完,他就把信带回家写。沈粹缜有一次跟他开玩笑,说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他说,其实,即便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他也做不完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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