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国民一家四个兄弟姐妹，他最小。爸爸是老底子三轮车服务公司工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在城站、湖滨一带拉客载客，相当于现在的出租车司机。妈妈是浙江塑料机械厂工人。从前日子苦，家里衣服都是缝缝补补穿的，石国民妈妈就缝得一手好衣服。
1964 年，老爸正值 46 岁的壮年突然因食道癌没了。那年，石国民刚长到 8 岁。
"我爸爸最宠我的，他很喜欢吃酒，每次三轮车骑回来，进门就呼我‘小狗儿，来吃酒！’"石国民说，"那时候家里热水瓶、茶壶里全部灌的是爸爸的酒。"
爸爸过世是在清明时节，那天，妈妈让他去厂里帮忙请假。石国民愣愣地一路跑到妈妈厂里，找到大人，"我爸爸死了，我妈妈说今天好不好请假？"他一路没哭，讲出这句话，眼泪就钻出来了。回到家，屋子里点着蜡烛，大人都在哭。石国民趴在家门口爸爸的三轮车上玩，人家走过来嘀咕一句"这家爸爸好像没了"，他心里突然升起一股难过与恐惧。
过两年，碰上历史特殊时期，家里哥哥姐姐都不读书了，宁可上山下乡插队去，帮妈妈多分担一些家里事。
石国民 18 岁时，妈妈退休，他顶了职，正赶上厂里去九堡插队两年。闲下来时，他自己买了本《上海时装》的书自学裁缝。
插队回来，石国民继续一边上班一边倒腾缝纫机，到后来，已经能悄悄接点订做裤子的活，挂到服装店里去卖，赚点手工钱。
哪想到，到 22 岁，妈妈又去了。
"妈妈不知道自己会去（死）的。我一开始也不知道，等到哥哥姐姐跟我说，才晓得是肝癌。他们都瞒牢我。那天我下班回来，我看妈妈已经不对了。我在床边哭，妈妈轻轻讲，‘不用哭的，没事的，我没事的，会好的。’到夜里，她就睡着一样，走了。我姐夫叫好车，妈刚刚断气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把她抬回家里去，我们子女一路掉眼泪。"石国民说起这段，擦了擦眼角。
石国民讨的老婆是从小一个墙门里的隔壁邻居，孩童时就一起玩，青梅竹马。等到 26 岁，两个人结了婚，老婆在食品厂上班，晚上回来了帮石国民一起踏缝纫机做衣服，小日子慢慢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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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一辈的爸爸妈妈，真的苦过来的。忙到死，都是为我们一家。所以让我去用钞票，我真的舍不得。虽然现在还有几个钱赚赚，但是几千块的衣服，我还是给老婆买买，给外孙女买买，我自己真的舍不得。"石国民说。
90 年代杭州人时兴买旧西装
很多服装老板因此发家
石国民在塑料机械厂做的是汽车班装卸工，后来又到后勤组，这种非技术工同技术工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到 1995 年，38 岁，他从塑料厂里出来决定自己干，在东坡路开起了自己的裁缝店，还收了几个徒弟。
石国民记得，早先在东坡路最早开裁缝店提供改衣服服务的是个男裁缝。有顾客提出改的需求，一来二去，裁缝师傅感觉到这个钱好赚。"你想，做个裤子几十块，花的时间又长。他改一个裤长、腰围就是十块，速度快呀！是不是比做衣服好赚？那时我小舅子也在东坡路卖衣服，他一叫，我也去开裁缝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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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东坡路时装一条街，90 年代的时候，杭州人很时兴买旧西装穿的。这段故事，你知不知道？我们改衣服这行就是这样催生出来的。"石国民突然想起这档事。
90 年代初，东坡路卖服装的老板们经常从福建石狮进旧西装。这批旧衣服其实是从国外走私来的，"一大包一大包，当垃圾卖过来，死人衣服都有"。
这批衣服因为价格低、版型好、式样多很受顾客欢迎。
石国民接着讲，"店老板就从一大包里把新的、半旧的整理整理，烫一下挂出来卖，几百块一件。你想，他一大包进过来才 200 块钱啊。那时光，做服装生意，都是新衣服、旧西装混合着卖的。人家买新衣服不合身的要改，旧衣服也叫你改，我们这种改衣服的到那里刚刚好，老鼠掉进大米缸了，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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