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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永合源”事件与江百四郎衍派部分房系误接“三古六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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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江氏大族主要有两大支派：一为东部的“五佛”派，一为西部的江百四郎派，明朝时亦然。大明万历朝翰林庶吉士、漳州海澄县乡贤江灏（属“五佛”派），字质卿，号禹门，万历年间（公元1573 -1620年），曾为诏安江氏（属江百四郎派）族谱作序，写下著名宦谱《淮济开基》，对后世东南沿海江氏的源流论述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淮济开基》中，江禹门粗略地将江氏入闽分为始、中、终三个阶段。西晋“五胡乱华”之际，江统后裔“致仕避地入闽”，此淮济入闽之始也，后裔主要居住在闽北，称为“江统遗派”；唐朝后期，江氏“避乱迁移”入闽，后又自“济阳堂”迁入汀州宁化石壁，此江氏入闽之中也，如江百四郎（金丰祖派始祖）一脉，后裔主要居住在闽西南（汀漳），可称为济阳堂遗派；南宋末年，江西南康江万里弟、子、侄，“扶帝昺入闽避居洪水桥汤坂里”，此江氏入闽之终也，后裔主要居住在闽南与粤东（河源、惠州），这正是“三古六斋”派。由于江百四郎派有自己独立的源流传承，对于江禹门的宦谱《淮济开基》，漳州江百四郎衍派向来只是将其收录，而“不敢凭信”。大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江百四郎派启昌公支派下四房九世孙汝溢、字心鉴、庠名鸿渐，修谱时录入了江禹门的宦谱《淮济开基》，然于《淮济开基》之末，写下『附辩』曰：“愚按宦谱所记，世代出身歴履，章章可据，足为实录。但云万里登咸淳进士及第，及为端宗宰相，与当时事迹不同，不敢慿信。不知理宗景定辛酉年（公元1261年），已为大臣入樞密院。焉有度宗咸淳六七年（公元1270-1271年），又再登第乎？况咸淳初状元及第係陈文龙乎。恭宗元年二月死难，岂有后身到端宗而作相乎？今依通鉴年月正之。”明朝末年，江禹门没有（或不敢）将闽西江氏（尤其是江百四郎派）纳入“三古六斋”体系。然而到了清朝初期，不知是别有用心，还是不知者无谓，江禹门的海澄后辈们，仍然将江百四郎派纳入到“三古六斋”体系中，并且与“五佛”派一样，分在“万载系”（江晔 — 万载 — 钥 — 尧义 — 肇宗、远宗）。与此同时，闽西江氏的另一大族八郎系，也被纳入其中（江晔 — 万里 — 铸 — 肇祖 — 中柱八郎）。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闽西南江氏（含江百四郎派）纳入“三古六斋”体系中。对于江禹门海澄后辈们的这次“创举”，漳州江百四郎派（尤其是平和与诏安江氏），大多深不以为然，没有随之起舞。然而，远在汀州上杭与永定的江氏，就远没有漳州西南江氏“淡定”，他们对闽西江氏来自闽南的迁徙路线非常抵触，这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阐述自家源流的重要性。后来他们通过“考证”，得出上杭江氏始祖八郎公是江万顷后裔，而不是江万里曾孙，也不是从闽南来，而是从江西陆路来。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这一时期，汀州前辈们与江禹门海澄后辈们一样“粗心”，虽然考虑了祖先的迁徙路线，却忽略了祖先生活的年代，导致比江万里生活年代早的“八郎公”，在“成为”江万里曾孙之后，又成为江万顷的子孙（后来又继续修正为江万顷之父），这是后话。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永定的江百四郎衍派，对接入万载系，不仅深不以为然，对那样的祖宗迁徙路线（厦门汤坂里——平和大溪——永定），还感到某种程度的羞辱。明明是平和大溪江氏来自永定金丰，变成永定江氏来自平和大溪。因此，永定的江百四郎衍派对江禹门海澄后辈们的“创举”，不仅不服，还无法谅解。这也导致（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后来永定的江百四郎衍派主动放弃江百四郎祖源、对接上杭江氏、主动融入八郎系。这一时期，不论是上杭江氏，还是永定江氏，对接入“三古六斋”体系，都处于初始阶段，“三古六斋”也还没有深入民心，也没有对其做深入细致地研究。此时，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杭、永两邑的内部整合。大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闽西与粤东北江氏合建的上杭祖祠落成，杭、永两地不同祖源（八郎系与江百四郎衍派）问题，立刻浮现，祖宗牌位合理解决，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就是汀州江氏著名的“杭永合源”事件。清朝前期，发生于福建汀州江氏的“杭永合源”事件，指的是上杭江氏（即八郎系）与永定江氏（即江百四郎衍派）两个宗支合并祖源事件。具体地是将两个宗支第四世合并在一起。上杭八郎系第四世兄弟四人（即十八郎公的四个儿子），而永定江百四郎衍派第四世兄弟七人（即江百七郎公的七个儿子），将两支江氏合并成第四世兄弟九人。但在具体合并方式上，杭、永两地存在博弈。永定江氏（即江百四郎衍派）尝试将上杭江氏（即八郎系）纳入江百四郎体系，于是在江百七郎公七个儿子（百八郎、百九郎、百十郎、百十一郎、百十二郎、百十三郎、百十四郎）的基础上增加两个（百十五郎、百十六郎），并将其作为上杭三坪的第四世祖先。但是永定江氏（即江百四郎衍派）的努力尝试并未成功。因永定江氏（即江百四郎衍派）来自上杭，上杭江氏（即八郎系）不接受永定江氏的早期世系（即江百四郎派系），也不认可永定江氏第四世的九子方案，而认为应该以上杭八郎体系为准，上杭江氏（即八郎系）以“祖地”优势占据上风。此后，永定江氏（即江百四郎衍派）渐渐地以“上杭方式”融入到八郎体系中。在“杭永合流”后的新体系中，第四世兄弟九人，是在上杭八郎系第四世兄弟四人（四六郎、五三郎、百三郎、五十郎）的基础上，吸纳永定江百四郎衍派第四世兄弟七人中的五人，即将后裔不参与上杭建祠的百十二郎以及后裔不详的百十四郎舍弃。形成“上杭方式”的九子方案（四六郎、五三郎、百三郎、五十郎、百八郎、百九郎、百十郎、百十一郎、百十三郎）。清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公元1717年），永定与粤东北江氏再建永定祖堂；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广东、平和与永定高头江氏共建大埔祖祠（即潮州江氏大宗祠）。新的上杭江氏祖系，得到不断强化，流传至今。在“杭永合源”以后，杭永两地江氏成功解决祖源分歧的问题，除诏安井边衍派（百十二郎支）外，江百四郎衍派被整体纳入八郎系。八郎公始以江万里曾孙身份被接入“三古六斋”体系，江百四郎衍派也随之从万载系，切换到万里系。随着杭永江氏对八郎公身份的重新考证，八郎公从万里曾孙，修正为江万顷裔孙，江百四郎衍派又随之从万里系，切换到万顷系。后来，随着考证的深入，发现八郎公的生活年代比江万顷早，于是八郎公被重新考证为江万顷之父，江百四郎衍派依然是万顷系，只是辈分提高了三四辈。此后，这个世系被固定下来，没有再做修正，而被旅台江百四郎祖派后裔广泛采用。上世纪末，平和江氏新编《鸿江族谱》，也追随采用“三古六斋”世系。这就是为什么『江氏宗祠』『梦笔堂』金丰七子房系不同时期，有的接江万载，有的接江万里，还有的接江万顷。即使同样接江万顷，也出现不同的接法。
“杭永合源”事件与江百四郎衍派部分房系误接“三古六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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