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小说的脚步丨詹姆斯·冈恩去世( 三 )


《大科学家拉尔夫124C 41+》描写了太空旅行、整容术、荧光灯、自动投币式唱机、液体肥料、扩音器、飞行器、睡眠学习、太阳能、雷达、不锈钢、微缩胶片、电视、无线电网络、空中文字1、水栽法、录音机、水上运动表演、自动售货机、夜间棒球、玻璃纤维制作的衣服、合成纤维——所有这些都写于1911年。
科幻小说基于这样的理念: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化,人类要么自己去适应环境,要么就让环境适应人类,否则就会走向灭亡。这正是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创作于1970年的畅销书《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的主题,作者在书中写道:
变化的狂流是如此强大,它掀翻了体制,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的根枯萎。变化即未来对人类生活的入侵过程,我们必须对它加以仔细审视,不仅要从历史的宏观角度,也要从亲身经历变化的活生生的人的角度。
如今,没有人再谈什么未来带给人们的冲击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对托夫勒所谓的由“未来提前到来”所引发的“疾病”产生了免疫,而是因为变化早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不值一提。然而,在1970年代早期,托夫勒就指出科幻小说能够让人们对未来冲击产生免疫力。他引用了另一位“未来主义者”(这个术语在过去几十年里已为人熟知)罗伯特·詹克(Robert Jungk)关于教育的一番话:
如今,人们几乎只关注于学习已经发生或完成的事情。明天……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课程和习题应当关注发展中的科学、技术、哲学和人们已预测到的危机,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未来的可能答案。
托夫勒接着指出:
我们并没有“未来文学”可供在这些课程当中使用,但我们却有关于未来的文学,其中不仅包括那些伟大的乌托邦小说,也包括当代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是一种拓展思维的力量,可以用来培养人们预测未来的习惯。我们的儿童应当学习阿瑟· C. 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威廉·泰恩(William Tenn)、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Ray Douglas Bradbury)和罗伯特·谢克利(Robert Sheckley)的小说,不是因为这些作家能够让他们了解宇宙飞船和时间机器,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引领那些年轻的心灵去探索政治、社会、心理、伦理事务的丛林,这些是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必须面对的。科幻小说将是“未来学初级课程”的必读书目。
这并不是说,我们所处的这个科幻世界是科幻作家们想要看到的那个世界。有时,像雷·布拉德伯里那样的作家,他们的目的并非预示未来,而是阻止未来。没错,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未来的到来,而他们的读者也有别于那些害怕改变、屈服于未来冲击的芸芸众生,这些人不想等着未来按部就班地降临,而是希望通过阅读关于未来的小说提前目睹未来的景象。但是,在关于未来的小说中,含警戒意味的故事几乎和粉饰未来的故事一样多,就连最美妙的技术天堂里也有那么一两个长虫的苹果。
生态问题、人口过剩、机械化战争的种种可怕之处、核能的滥用、心理战中的洗脑术、社会对人的洗脑—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问题,早在其他人将它们视作问题之前,就已成为科幻小说家谴责的对象。
这种预示未来危机,生动表现危机带给人类的后果与启示,并提出避免危机发生的其他替代方案的能力,正是科幻小说的主要功用之一。在其生动表现力面前,科幻小说为世人所熟知的预言能力则变得黯然失色。
科幻小说为何及如何拥有这种能力,我将在下面的章节中展开。不过,假如事实的确如此,科幻小说理应被视为科幻世界的文学。那个快乐无比的时代尚未来临(这是我写于1975年的话),但这伟大的一天必将到来。
那个快乐时代也许已经到来,但人们发现,正如那些科技天堂一样,这是一个长了虫的苹果。既然1967年哈兰·埃里森(Harlan Jay Ellison)在《危险幻象》(Dangerous Visions)的导言中能这样说:“新千年就在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成就了我们。”那么,到了2018年,我们就能在回顾过去时这样说:“已经发生的一切成就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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