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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达书林散之《论书绝句》换言之，马士达先生以宋氏之学避免了学沙易坠的甜俗，以沙氏之学矫正了学宋易犯的粗糙。这是机缘巧合，抑或是他的智慧？二十年前我曾撰文讨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当今篆刻艺术的影响，称马士达先生的篆刻风格属于亦儒亦道模式。考察他早年学艺经历与师承，便会明白其风格形成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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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寿接受两种迥异的艺术观念并且尝试走出一条中间路线，无论是自觉行为还是懵懂为之，都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艰苦劳动。马士达先生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尤其是在前期的二十多年中，他以“笨鸟先飞”的态度刻苦学习，现学现用；以“见贤思齐”的心胸对待所能见到的一切作品，无分古今少长。他审视的目光从汉碑到二王一系的李北海、米元章、王觉斯诸家，从古玺汉印到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来楚生，从苏州诸老到上海、无锡一代的中青年。从他留存下来的前期书法篆刻作品看，马士达先生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尝试，过于精巧花哨者不对他的胃口，过于老实平板者终嫌缺少神气。他并不专学某家某派，但却在有意无意间朝着一个方向努力，那就是性情与手段并重，于不经意处见功夫。他的艺术意识在混杂与淘汰中酝酿发酵，在探求与磨砺中逐渐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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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一切真一九八零年代初在上海《书法》杂志举办的首届全国篆刻征稿评比中荣获一等奖，是马士达先生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尽管当时他的篆刻只是初具个人面貌，但四十岁的老学生突然得到权威认可，一举成名，无疑极大增强了他的艺术自信。而且，他也因此得到尉天池先生提携，于一九八零年代中后期被破格调入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这是马士达先生从业余爱好转入专业研究的契机。二十世纪后期二十余年中的中国艺术界，古今中外的艺术典籍海量印行，各种方向的艺术追求全面展开，人们在重温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同时，也在借鉴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在缅怀经典、寻求回归、崇尚精雅的同时，不乏追踪前卫、谋求创新、力倡写意。身处其中，马士达先生从研读古代书论印论入手，旁参儒道释学说，不作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古人的感悟沉思中印证己学、获得灵感、寻找出路、提升境界，最终落实到对艺术形式的反思、锤炼与完善。他曾与当时的好友如宜兴储云、上海沃兴华等书家切磋书法，也曾以福州石开、北京王镛等篆刻家为参照，但他得力最多的应是挚友庄天明。庄天明先生学识广博、思路开阔、艺理通透、善于创造，在他们情同手足、肝胆相照的交往中，马士达先生不仅获得了启发、增强了信心，更明晰了艺术本质的认识、明确了艺术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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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为大本质上，艺术是艺术家创造性的艺术精神的形成与完善；艺术作品不过是这种艺术精神的瞬间外在表现。一九九零年代初，马士达先生首先在篆刻创作上获得重大突破，这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篆刻直解》一书中。这部受我鼓动甚至催逼而写成的书，与其说是理论著作，不如说是他三十年学习研究的经验总结，是他艺术思想的结晶。正是在这部书中，马士达先生提出了如今广为人知的艺术观念：“自由则活，自然则古。”他所说的自由，是在必然之中寻求各种可能的偶然性，由此而灵变鲜活；而所谓的自然，则是在偶然之中体现出整体的必然性，由此而庄严浑古。也就是说，在艺术家的意识中，没有古玺汉印或封泥瓦当之别，没有明清流派诸家之分，也没有帖学碑学之说，所有这一切都融化在他所创造的独属于他的艺术世界里，化作丰厚的情性与精湛的技术，由自由来驱动，以自然为目标，调整、操控其间的偶然发挥与必然秩序的微妙关系，并使之逐步深化。在稍后的论文中，他又细致辨析了“野山荒原”与“精金美玉”两种艺术境界与两极间的种种变式及其相互关系，从理论上揭示了艺术家的情性与技术互为表里、或隐或显得不同表达规律。尽管马士达先生没有发表类似的书法论文，但在他那里，不仅书印同理，而且他本人的创作就是“印从书入，书从印出”的。换言之，他在篆刻上的成就建基于他对书法自由与自然的追求；而他在一九九零年代最终形成的个性强烈的书法风格，又是以他活而古的篆刻内涵为艺术境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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