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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辉）在对夏朝国都遗址的求证寻找过程中，从古到今，历代学者都将目光投注在洛阳地区，认为夏朝的国都应在洛阳与豫西地区。而最重要的线索、最重要的依据就是《逸周书·卷五·度邑解》中记载的“有夏之居”，司马迁在做《史记》，编写《史记·周本纪》时，也完全采用了《逸周书》的记载，完整记录了周武王关于伊洛“有夏之居”的记述。有以上两部极其重要的史书做为备注，似乎夏朝国都遗址位于伊洛地区，是毫无异议的事情。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什么我们一直寻找不到夏都遗址？我们以此为依据能解决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的夏朝问题吗？能在伊洛地区寻找到夏朝吗？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夏朝的所有问题应该早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夏朝国都的难题早就可以得出明确结论了，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直到今天，对于夏朝的疑问仍是困扰中华民族的重要难题。反思一下，我们对于史料文献的解读是否过于简单化了？首先让我们来完整地了解一下《逸周书》与《史记》中的原文，解读分析一下周武王表述的“有夏之居”，具体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逸周书·卷五·度邑解》：叔旦恐，泣涕其手。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史记·周本纪》：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纵马於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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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逸周书》的解读为：姬旦恐惧，流着泪拱手施礼。武王说：“唉呀，姬旦！我要效法东夷，安抚这些殷朝后人，只有依靠我们的祖地。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要请教先祖，求问先祖也不遥远。宗族有要事相办，需要找我也不难。从洛水到伊水以北，地势平坦而无险固，其具有夏朝国都的地理地势。我从那儿向南望望过三涂，向北望望过太岳，从都鄙回头后望望过黄河，顺势望去望过伊水、洛水，这儿距离我们的祖地也不远，其非常合适建立周朝的管理城邑！”《史记·周本纪》此段的重点解读为：“……（周武王）在雒邑营建周城，然后离去。放马于华山之南，放牛于桃林之野，放下干戈不用，整顿军队，解除武装：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仔细推敲这两段历史记载的原文，及所记述的前因后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总体的认识：周武王是要效法夏朝大禹的建都理念，将都城建在平坦开阔的的地方，无任何险要与军事防备的地方，向全体诸侯国展现周朝要以德治理天下，不会向天下用兵，所以建都的位置也不考虑军事防备的要求与需求。周武王的这一建都中心思想，在《史记·周本纪》中表述的更加详细与明确，两者之间相互印证。因此，周武王在伊洛地区看到的地理环境与夏朝国都的地理环境非常吻合，并距离周朝的中兴之地镐京不远，才发出了“有夏之居”的结论与感慨，做出决定并交代周公姬旦，要在伊洛地区营造新王朝的都城。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效法夏朝大禹的治国理念，安抚殷人，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并恢复大禹建立的夏朝以德服人的普世价值。周武王的这一要传承夏朝大禹治国理念的信念，在出土的何尊青铜器中，也得到了明白无误的证实。何尊铭文：“唯王初雍，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雍州何赐贝卅朋，用作口(周)公宝尊彝。唯王五祀”。其中，周武王的原话“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我把国都建在国家的中心位置，国家自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段出自周武王的原话也得到了《史记》中对周公旦记述的证实。《史记·周本纪》云:周公赞成周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周公的话是对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真实意义最可靠、最有说服力的证实；而不可解读为“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种为了体现“中国”，而有意或误会的解读，丢失了何尊铭文的重要历史史实，误导了后世对历史史料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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