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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再版了庄士敦的《佛教中国》和《儒学与现代中国》。两本书中，一本关于大乘佛教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另一本关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及其现代转化问题。
关于庄士敦生平的信息，除了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几乎都来自他给英属威海卫首任行政长官詹姆斯·骆克哈特的信件。这些信件全部收藏于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涉及庄士敦到中国工作、成为溥仪英文老师、任威海卫行政长官，以及返回英国教学和写作的所有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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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与溥仪合照。
当年庄士敦虽然回到英国，仍然自得于“帝师”的身份。每逢年节，他在门口升起满洲国旗，穿上大清国一品服饰，在这座拍清宫戏绝佳的外景地呼朋唤友。
“我就喜欢你们看我不爽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大清国第一外教庄士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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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据李慎之回忆，钱钟书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曾被一位教授温和地指出其论文“引据不全，又不是原始出典”。钱钟书深受刺激，由此重视博闻强记。这个指导教授正是溥仪的私人英语教师、苏格兰人庄士敦。据此说法，溥仪和钱钟书应该师出同门，只是两人学术做派小有分歧：大师兄躲在紫禁城里不想出来，城外的师弟也没想进去。
【 出版|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怎么让日本也出版的？】如果没有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围城逼宫，溥仪远走满洲，庄士敦黯然回国，也就没有这段文坛佳话了。不过，据就职于伦敦东方学院的赵毅衡先生考辩，这段杏坛轶事是不存在的：其一，庄士敦就职于伦敦东方学院，而钱钟书就读于牛津，庄先生不可能越俎代庖跨校指导。其二，钱钟书1935年9月到1937年6月在牛津，而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庄士敦一直在亚洲游历。两人要见面的话，只能在1937年。那时溥仪做了满洲皇帝，国内学者骂声一片。竭力维护溥仪的庄士敦开始讨厌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对还是学生的钱钟书青眼相加。其三，庄士敦不可能和风细雨地指导钱钟书。他对皇上是老师，善慈致细;对平民则是驾校教练，非打即骂。
1931年，庄士敦应聘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于庄士敦而言，需要学院给予的薪金和教授身份;学院则希望除教学之外，以庄先生在中国积攒的名望和人脉，构建中英文化交流的桥梁。然而，请来的却是一个只收钱不出货的报废售货机。授课时，庄老师脾气臭得像王致和，一言不合就开骂：“我怎么教，他都没有进步，这浪费了他的时间，也浪费了我的时间，更浪费了他爸的钱。”
后来他索性课堂也不去了，将工作转包出去。他私下雇聘的代课教师，正是与他竞岗失败的前传教士爱德华兹女士。庄士敦认为学院就是他的养老院，为了给学院造成这种认识，他竟然模仿痴呆老人无故走失。布里斯托大学历史系教授Bickers讲了一段轶事：“庄士敦经常莫名其妙地在大学里消失，某次学期中突然消失，久久不归。校方担心他的安全，只能在《泰晤士报》刊登寻人广告，才把他找回来。
当个人认可的社会角色(即角色期待)发生改变，就会出现轻重不等的不适应。庄士敦回国后种种怪诞行为即是典型。卷入中国现代进程重大政治文化事件，见惯大人物、大场面、大事件的庄士敦，屈尊于东方学院，势必出现强烈的情绪波动和行为冲突。这种被命名为“老干部离退休综合征”的心理障碍，只能靠自己主动适应角色改变，调整角色行为，强行自我格式化。然而，庄先生选择的是一意孤行：“你们，图样图森破。”
终于，1935年发生了“学院政变”，被激怒的同事要将其逐出学院。不过，庄士敦运气好，他的《紫禁城的黄昏》正好出版，风头一时无两。结果不但政变未遂，还续签了三年合约。续约后庄士敦立即请假半年，说满洲国大皇帝溥仪先生邀请他去长春叙旧，还说学校要找他不用登报，写信即可，地址写“满洲新京皇宫大内长官转”。学院担心信件转交的稳妥性，他说东方古国有句名言叫“是中国人就转”，肯定能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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