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研究使我们更深入地关注满洲人将不同文化背景的战士与自身的事业结合的能力……我们或许能将女真／满洲人建立联盟的能力归功于他们东北亚故乡的地理历史条件。自蒙古高原起向东延伸、北抵茂密的针叶林带、南至肥沃的辽河平原，东北的三套不同的生态系统致使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和定居农耕民族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基于这一研究侧重点，本书对清朝性质的定义大概就是“以坚持自身满洲认同的皇帝为核心的多民族文化普世主义帝国”。
【 清史|惠男评《最后的皇族》︱在“新清史”之内或之外】三
不可不提的是，《最后的皇族》自出版以来其实就颇具争议，许多学者都曾质疑过本书观点的准确性。
举例来说，耶鲁大学的史家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教授认为汉化的模式仍然不可完全抛弃，特别是在讨论到清朝在西南苗疆的统治时，汉文化反而取代了非汉的文化实践，至于本书对清朝“家族政治”的解读，更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针对本书的清朝文化普世主义的思路，包括清朝的“统治者试图通过使用其治下各民族自己的文化词汇与他们打交道”等观点，国际著名的蒙古学家艾骛德（Christopher P. Atwood）则以朝廷在面向蒙古臣民时所使用的“恩赏”（kesig）这一政治修辞背后潜藏的中原文化元素挑战了罗友枝的观点。关于清朝通过履行藏传佛教仪式来获得蒙藏统治合法性的问题，艾宏展（Johan Elverskog）的《我们的大清》（Our Great Qing）与清华大学的沈卫荣教授的《大元史与新清史》分别从蒙古学、藏学的角度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而就本书第一章提到的清朝多都制的问题，中央民大的钟焓教授指出，在清朝统治的众多内亚民族人群的心目中，北京才是他们不可替代的唯一首都，承德无论在史料或传说中的地位都远不如北京。对于这些来自中外学界的不同声音，希望本书的读者能够一并参考。
最后，罗友枝在撰写《最后的皇族》时曾利用了大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务府档案，这对于清朝宫廷文化的爱好者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指引作用。因此，如果你对本书讨论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不妨在阅读之余亲自前往一档馆，去探寻那些隐藏在档案里的深宫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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