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朝少数民族政权为何能够统治汉人二百多年的问题，过去学界和大众都倾向于认为是所谓“汉化”的原因，也就是说，清朝中后期开始，统治者逐渐丧失了满洲特性，从而接受并认同汉人文化。但近二三十年来，海外一系列被统称为“新清史”的研究认为，其实清朝统治者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自身的民族特性和身份认同，这一点在张勉治的南巡研究中同样表现得尤为明显。
通过爬梳档案文献，张勉治在书中展示了南巡与充满民族色彩的军事行动相关联的诸多证据。比如，负责挑选出巡路线和驻跸地点的是一个名为总理行营处的机构，该机构的成员都出自满洲或蒙古精英，并将汉人排除在外；巡幸途中的营地拆建和后勤物资形式都采用战时标准，“在江南巡幸时，乾隆朝廷就像进行某种军事演练的一群民族征服者精英”；乾隆在南巡过程中拒绝乘轿，而是以上率下坚持骑马，因为“骑马是民族荣誉的象征，与满洲人武备、行动主义、活力密切相关”；同样地，射箭也成为乾隆帝南巡路上热衷的一项活动，“为的是展现鲜活的满洲尚武传统，重申清朝成就所公认的尚武基础”。
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曾对自己亲政以来的半个世纪做过总结：“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征，二曰南巡。”“西征”指的是平定蒙古准噶尔部，过去大多认为这两件事彼此之间并无联系，都是分开叙述，而张勉治却充满洞见地指出这两件乾隆钦定的大事息息相关。在他看来，乾隆1751年首次南巡和1757年第二次南巡之间之所以会格外关注军事武备问题，除了因为满洲民族身份的自觉认同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与准噶尔部在西北进行的战事正酣。
当1758年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乾隆在他1762年的第三次南巡中就精心谋划了宣扬战功的环节，他在扬州接见了已经归附清朝的哈萨克、维吾尔等内亚部落首领。乾隆不仅带他们领略江南名胜古迹，还请他们随圣驾检阅军队，甚至安排新疆维吾尔艺人为扬州当地的汉人精英表演“达瓦孜”（高空走绳索的杂技艺术）。对此，张勉治总结道：“乾隆皇帝不仅想向非汉族的部落首领炫耀江南的繁华，而且也向他的南方臣民展现他在内亚军事统治的切实证据。皇帝所编排的内亚人士和汉族精英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见面，意在提醒对方，他们只是一个幅员更为辽阔、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这一帝国不是任一特定疆域所构成，而是由一个移动满洲朝廷的军事力量和美德所建立。”
三
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1954年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上的论文《扬州盐商：中国十八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一个研究》在西方世界开创了对于扬州盐商的认知和理解，多年后也为张勉治的南巡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乾隆统治的盛世时期，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以扬州盐商为代表的商人地位抬升，人口增长和商业化发展为社会带来了更强的流动性和竞争性。如何处理好与江南汉人精英集团的关系，是为乾隆南巡的第三层象征逻辑。
张勉治运用前人的研究数据证明，随着扬州盐商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乾隆朝廷的运转也越来越依赖盐商们的“捐输”，这些数额巨大的“捐输”对于乾隆克服1740和1750年代的水利和军事危机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就是补充南巡开销。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商人们从朝廷获得了优惠政策、地位尊严，而朝廷也在财政吃紧时找到了稳定的经费来源。
不过，乾隆很快发现，不少江南大盐商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致使腐败滋生，危及帝国的统治机制，特别是1768年发生的“两淮盐引案”，更让乾隆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整治盐政中的贪污。因此，乾隆在南巡期间连篇累牍地颁布上谕反对奢靡之风，提倡“还淳返朴”，过去有学者认为这不过是乾隆虚伪的辞令，但在张勉治看来，那就是乾隆在面对商人和地方官员勾结时的反应。
除了经济争夺外，在文化方面，乾隆亦通过推崇诗赋和赞助汉学（朴学）的方式，达到了与江南汉人精英博弈的平衡。张勉治根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尔曼（BenjaminA.Elman）对于明清科举制度的研究指出，“乾隆朝廷在南巡期间推崇诗歌——通过召试和更为非正式、沿途交换的诗赋进献，直接促成了在1750年代诗歌重新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富裕的江南人文荟萃，也有更多士人接受良好的诗学教育，因此在考试中重视诗歌对江南精英来说就意味着一种无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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