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有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范仲淹不是一味地开仓库救济灾民，而是鼓励他们或去参与赛船的打杂工作，或去寺庙寻工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北宋范仲淹起，便不再是一句空头口号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妇孺皆知的名言，最先出自《岳阳楼记》一文。该文章在捧红了一座吴楚小楼的同时，也令一位极富家国情怀的名臣得以彪炳青史。《岳阳楼记》岳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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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出生于公元989年的北宋王朝，一生斩获的“头衔”也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改革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思想家”，一个名副其实的“斜杆青年”。范仲淹出身贫寒，苦读及第后本想报效国家，却屡次因刚正不阿的性格与作风，像所有郁郁不得志的悲剧性忠臣一样，处处都遭到小人的排挤。后来终于慢慢在朝堂上站稳了脚跟，便竭力推行“屯田久守”方针、主持了“庆历新政”，做到了“为官一方，造福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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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贤六十四岁时，在赴任途中逝世，谥号“文正”，所以他也被尊称为“范文正公”。历史长河淘尽真金，一朝时势造就一代英雄：单单从“有宋三百年来第一完人”这一评价，大家就可清晰地看出范仲淹在后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宋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当时的范仲淹正在浙西一带做官，却碰巧遇上了当地百年一遇的大饥荒。此时的北宋王朝，虽说仓廪实、余粮足，到底还是受限于封建制度的弊端，一旦不幸地撞上荒年，那些种种只增不减的苛捐杂税，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仍是吃不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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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像然而翻过这一略显平淡的“扶贫”之页后，范文正公接下来的举动便真正叫人大开了眼界。深察民情的范仲淹便干脆顺水推舟，以此作为切入点，先是鼓励杭州的大小庙宇修缮佛寺，又大力发展“旅游业”——敲锣打鼓地提前开始了“赛龙舟”活动。此时的范仲淹似乎还嫌放松得不够到位，又整天召集了帮文人雅士，一起优哉游哉地荡起双桨，泛舟五湖上，诗酒伴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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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渔者?范仲淹》范仲淹的这个行为，和我们学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完全不相符，范文正公也出现了作风问题了？即使是相对较腐败古代，当朝廷空虚、属地饥荒的绝对危急时刻，自己却丝毫不理那些堆积成山的案牍公文，反而去没心没肺地游山玩水，甚至鼓励大家一起去“娱乐至死”——这像什么样子？更何况做出这种糊涂事儿来的，竟然还是盛名鼎鼎的范仲淹名士？须知在当时的朝堂上，范仲淹树立的那些政敌可不在少数，此时难得抓到了彼此的把柄，自然要来“义愤填膺”地站出来发声、行使“为国除害”的职责了。范仲淹此时却不慌不忙地上书一道：“所以如此，正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使工技佣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转徙沟壑耳。”其大概意思就是：此乃我独一无二的“扶贫”政策，无论是鼓励大家“居危寻安”，还是从政府方面去支持修建庙宇，用意正是给穷苦百姓提供的更多的“工作岗位”，使他们得以安定生活，一心一意地“致富创业”、“早奔小康”。反对派至此都被驳得哑口无言，范仲淹也带领着诸个下辖地顺利度过荒年，百姓们对他却非常感激，不仅顺利渡过了灾荒，还有了工作，赚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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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平山范仲淹纪念馆这支在宋史上被轻描淡写的小插曲却令我感慨良多，排在最前面的，当然是对主人公的敬佩之意。有时小雨也会禁不住地去想，若是自己处在他当时的位置，大概就只会开开仓、赈赈粮，然后当个“甩手掌柜”，看着生民奔波劳苦而无良计可施。但偏偏是范仲淹能担当起这天降大任，偏偏是范仲淹能救黎民于水火，这实在是范文正公治国理政才能的出众，亦是浙西一方黎民之幸。其次，便是处理一些棘手事务时的考虑方向。无非是要跳出僵化、固化和形式化的思维圈，想他人所不敢想，另辟蹊径而已。说白了，就是现如今被各行各业相当看重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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