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真实的故事：钱钟书夫妇俩在巴黎时认识了一个年轻人A，那时A尚未结婚，有一次他说，喜欢“天仙美”的女子，不喜“妖精美”。但A的朋友B刚好相反，却喜欢“妖精美”的女子。有一次B对一个牵狗过街的风尘女子很有兴趣，本想找她来聊聊天的，结果没有，不知何故。后来杨绛回忆说，有一晚，他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女郎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地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钱钟书说：“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 钱钟书跑到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周都是风尘女郎，在窃窃笑他。杨绛说，钟书“救”了他回来。从此大家都在笑他，说在这种场面，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奶的。
在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季进看来，钱钟书高超的反讽艺术和丰沛的知识素养背后，有一条往往被普通读者忽略的线索，那就是对人的“生存境地”的彻悟。无论是《写在人生边上》对人生的点评，还是《人·兽·鬼》对人性弱点与心理的探索，抑或是《围城》对一种人生境遇的揭示，莫不如此。
在《围城》中，钱钟书把对人性的揭示，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婚姻到人生，都是“被围困的城堡”，用《谈艺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当境厌境，离境羡境”，这不正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困境吗?
钱钟书对世界的洞察，与西方存在主义的理念相契合，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视野。或许由于这样的原因，并没有什么主动的推介，《围城》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很大反响，跻身《企鹅经典丛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正如《围城》的主旨——人生万事如围城，城内人想出去，城外人想进来。“围城”心态根源于人的欲望，如哲学家叔本华所说“欲餍愿偿，乐即随减”。
“闭门家里坐，病从外国来”
钱钟书后来在《管锥编》中阐发人生的“无出路之境界”或“人之生世若遭抛掷”，也都可以拿来与《围城》的人生境遇相对照。
先生晚年的巨著《管锥编》，通过评论《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等十部古籍，立足于中国文化，汇通融合了不同语言、不同学科的文化话语。既有中国的经史子集、小说戏曲，也有西方的历史哲学，还旁涉人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四面交响，就是为了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世界主义的立场与视野，显示出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与气度。《管锥编》代表了当代中国参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声音。
德国学者莫芝宜佳认为：“先生最大的功劳可能是这一点：他把长期禁锢了的中国文化重又展示给世界，并使之生动起来。钱钟书正像一位神气的媒人一样，通过千百个角度的洞察，沟通了中西文化，展示了精神与人性的交流。在他之前，无论中国或西方，都未有人敢去一试。他的著作在未来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对于世界上众声喧哗的 “钱钟书研究”，如果先生恰巧在俯视众生，可以想象，他会有些什么表情。
据杨绛说：“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来看望他的人多了，成为一种负担，使他不堪其苦，有时自我解嘲一番。有一次钱钟书致书友人说：“十日前有美学者夫妇惠过，携其儿来，儿感冒未痊，传染内人，即波及我，咳嗽引起哮喘。闭门家里坐，病从外国来。”
来客带来诸多麻烦，他轻松地说：“虚名之带来灾害，如是如是!”这些络绎不绝的访客，直到先生卧病住院才中止。
值此钱钟书诞辰110周年之际，纪念先生的最好方式也许是摒弃纷扰，潜心读一读他的著作。静下心来，真正进入钱钟书的世界，可以感受到特别的人文力量，我们也许会产生或深或浅的认识，在内心燃起希望。
参考资料：《民国太太的厨房》(作者李舒);《钱钟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作者张文江);《钱钟书(逝世二十周年修订版)》(作者汤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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