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治之说本由来甚久，久到商鞅还没有出世，其代表人物之一叫申不害。当然，他顶着的名头也叫变法，但他在韩国变法的主线，基本上可以用''任用、监督、考核''三个词语来形容，说白了，其直接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给君王权术和阴谋找一个合法的理由罢了。更要命的是，他的这种变法只关注臣子的忠诚和勤勉，不在乎君王本身对朝堂的反馈，以致很容易落人以阴谋诡计的话柄，所以失败得也就快。
术治还有一个延伸版本，是为势治。君王高高在上，本来就已经是占据着道德法理的高地，再辅以各种阴谋算计和惩治，很容易便会在朝堂和社会上形成一种高压态势，所谓君王万岁万岁万万岁，说一不二，乾纲独断。就像明清那样，皇权无限大，百官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就连宰相在皇帝面前也都不如一只家狗。
如此，国家政权可能在短期内会比较稳固，但整个国家也会显得比较僵化和没有思想，久而久之，不仅发展比较缓慢，而且也免不了会分崩离析。
再者说，官僚们虽然因祈望俸禄而不免乞怜，但总还是稍稍希望有些尊严的，冷冰冰的高压总归让人不爽，而且朝堂之上咫尺距离，也还是需要些心灵交流的，于是法律条文，便充当了君王制拿朝臣的缓冲剂。就好比酒桌上吃饭，主位者虽然身处高位，但是也不好次次都强令硬灌，然而若是行上个酒令，则基本上就可以堵住哪怕是最不善酒者的拒绝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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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术治以及其衍生品势治失败之后，所谓的法治登场了。法治之登场不是为了实行真正的法治，而是术治失灵后的一种无奈变通罢了。针对这一点，无论是君王个人还是法家人物，其实是心照不宣的。佐证之一便是商鞅之传世书籍中所列驭民五术：
即愚民：统一思想；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疲民：为民寻事看，疲于奔命，使民无暇顾及他事；辱民：一是无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人穷则志短。五者若不灵，则杀之。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
佐证之二是法家另一代表人物韩非子所讲的君王驭臣七术：
即：观察以验其忠诚；惩罚以树立君威；兑赏以鼓励其尽心；旁听以鞭策其行动；固疑以驱使臣子；明知故问以考核其诚实；反话以考验其忠君。
同时，作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还自以为聪明地把法家划分为法治、术治和势治三个流派。其劳心劳力，倒不是为了分清你我他，而是给自己所坚持的''法治''趟平道路。
——一句话，在君王制下，你接受这样的法治不？不接受，那好，术治和势治伺候。
那可不可以拒绝君王制呢？答案是不可以，否则大逆不道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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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完全站在君王角度考虑的思维下，君王把各种权术和阴谋揉和进法文里，扬法鞭而震四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最终唯我而独尊。
然而，由于各级官僚是可以享有不少特权的，又或者是可以有不少弄权空间的，加之他们本身也和君王休戚与共，所以治国的最终表征便成了治民，除非他们犯了连君王也无法容忍的造反大罪。
《道德经》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是天地不讲什么偏爱，在其眼里，万物都是一样的，就像脚下的刍狗，相互之间没有分别。在这里借用''刍狗''二字，其实在君王骨子里，万民或许连刍狗都不是，狗是官吏，而万民，不过是贱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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