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
一位朋友在病中与我通电话,建议我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钱先生的文字汇辑成集,以作纪念。我十分犹豫。我和钱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共有38年:前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他治学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弃愚钝,对我的成长花费不少心力,他是我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后20年虽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寿之际,理应奉上一瓣心香。
【 王水|王水照: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然而,自审已经发表的文字,对钱先生的人生经历了解不深,对他的学识涵养、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门径,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业,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经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却未成书;打算撰作的《钱锺书学术评传》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对先生。
但毕竟曾亲炙于先生者,至今日已为数不多,我还是有向年轻学子述说自己感受的冲动,似乎也是一种责任。
本书内容大致包含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三项,厘为四辑:第一辑涉及生平经历和日常学者风范,第二辑记述与学术有关的事件,第三、四两辑则关于“钱学”,又大致依《宋诗选注》《宋诗纪事补正》《钱锺书手稿集》几部著作为重点展开,尤倾力于《手稿集》的研读,特立专辑,内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学,兼及唐代文学。
为便于读者阅读,每篇均增设若干小标题,以醒眉目。这一设计希望能使原先零散无序的文章,略具条理性和系统性。各辑分类容有不当,钱先生的人生本来就是有学术的人生,他的学术又与生命息息相关,是不容截然分离的。
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都是近年来萦绕脑际的问题。衰年作文,既力不从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读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文章插图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出版
有位年轻朋友当面对我说:“你写的有关钱先生文章是‘仰视’,我们则认为应该用平视的视角。”我欣赏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气。我也听懂他话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随意拔高,二是力求叙事真实。这确应引以为戒。
我曾作过一次《记忆中的钱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主办方出的。这个题目,钱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认可:他既反对别人研究他,又对“记忆”做过调侃:“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
鲁迅也写过回忆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的“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不失为可以践行的一条原则,也不算违背“修辞立其诚”的古训。
本书所记不少是我亲见亲闻,自信力求真实,即使是传闻之事,也经过一些考查。至于“仰视”云云,则情形比较复杂。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明清人别集;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当然,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节,一位研究宋代文学卓有成就的朋友给我来信,郑重而认真地对钱先生学问提出全面质疑。信函多达四页,畅所欲言,略无避讳,“自来与兄坦诚相见”,令我十分感动。他讲了六点意见,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钱先生只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二是缺乏思想,更无体系,“纵观全部著述,没有系统”。这两条实是互为表里、互证互释的。我一时无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后所写有关钱先生的文字中,内心始终悬着这两条,循此而与他进行讨论和探索,只是没有明言罢了。这次编集本书时,我踌躇再三,决意全文公布钱先生给我的一封论学书简和两份学术档案,也是为了继续讨论和探索这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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