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日本旅行的人，大都会对日本的佛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京都金阁寺金碧辉煌，东京浅草寺香火旺盛，奈良东大寺樱花灿烂，镰仓长谷寺观音法相庄严。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国内有75000座佛教寺院，30万尊以上的佛像，9600万人（占人口总数75%）的日本人宣称自己是佛教徒，佛教在日本可谓广泛流行，兴旺发达。相比之下，道教在日本就显得默默无闻了。在日本道观稀少，且又多半位于华人区。日本国内也很难寻觅道士的仙踪。日本的佛教和道教都是由中国传入的（或经朝鲜半岛间接传入）。佛教大约在公元6世纪中叶进入日本，并于7世纪以后开始蓬勃发展，中国不少高僧如鉴真和尚曾赴东瀛弘法，日本也有空海和尚等僧徒来中国取经。到了镰仓时代，佛教在日本和本土信仰相结合，产生了日本本土的特色的宗派，净土真宗和日莲宗。这两种宗派都在日本极其繁盛。净土真宗在战国时期，发展出了庞大势力，发起了“一向一揆”运动，一度左右了全国政局。禅宗在日本也造成了深入人心的影响，“明心见性”的思想成为日本茶道、剑道、武士道的重要精神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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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进入日本的时间其实比佛教还要更早一些。《三国志-倭人传》载，魏王赐倭女王邪马台铅制金丹，这颗仙丹里就带着道教修炼长生的思想。日本古坟时期出土的青铜神兽镜上东王公、西王母的图画。7世纪的出土的木简上，就有“急急如律令”的道教符咒。《日本书纪》记载，日本齐明女皇（公元655-661）曾建“仙人宫”，史学家考证，这可能是日本历史上的道观。在唐代，也有百岁道人渡海赴日弘道，传授气功导引之术。那么问题来了，同为中国闯入的宗教，为什么在日本道教发展得远不如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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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兴盛的缘起：圣德太子的宏佛我们先来看看佛教在日本发展的缘起。佛教是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传入日本的，当时的日本处于奴隶制度晚期，是一个所谓的“部民制”国家。国家由若干部落“氏”组成，氏的头领“氏上”统领着其属下的“氏人”，“氏人”对“氏上”有着完全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当于西周时的诸侯。而天皇只管理直接管理自己直属土地“屯仓”上的属民，而要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还需要去联络“氏上”。因而大的“氏上”威风八面，天皇还需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氏之间为争权夺利，也是勾心斗角。在7世纪时，日本最大的两个氏，是苏我氏和物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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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氏对于新传入的佛教采取接纳的态度，十分尊奉佛陀。而物部氏则认为佛是“藩神”，相当排斥。这两个氏族之间为夺取权力，就借着佛教的存废互相攻击。敏达天皇时，物部氏占上风，公元585年，物部守屋以疾病流行是由佛法导致为名，要求禁绝佛教，敏达天皇“灼然，宜断佛法”。但是随着两派势力的消长，佛教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敏达天皇之后的用明天皇，对佛教的存废不置可否。到了公元587年，用明天皇驾崩，苏我氏和物部氏两派发生火拼，最后苏我氏大获全胜，物部氏灭亡。苏我氏首领苏我马子掌握了大权，拥立了崇峻天皇，五年之后，苏我马子又杀死不听话的崇峻天皇，扶持推古天皇上位，并任用与其有双重血缘关系的圣德太子为摄政。佛教至此在日本进入了灿烂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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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太子“专崇佛教”。公元604年，日本发布《宪法十七条》，其中明确规定：“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谁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这相当于把佛教列为国教，要求全国上下敬奉佛法。在这一阶段日本大造佛寺，广度僧尼，并遣使隋唐，从大陆引入大量佛经。日本法隆寺，规模宏大，结构严整，宝塔高耸，佛像庄严，流传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国王弘法，佛教融入了日本文化，并和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结合。成为了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元素。至此以后，民间信仰佛教成为传统，统治阶级尊崇佛教以为圭臬。直到千年之后的江户时代，德川幕府要求每家每户要在寺庙注册，大事要向寺里报告，死后也要葬在片区寺庙的墓地里，这里固然是统治阶级监视人民的手段，但可以看出佛教对日本民族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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