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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探索与新收获：近十年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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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探索与新收获：近十年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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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年田野工作的基础、缘起与目标、思路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发现以来，持续进行了60余次发掘。截止2006年，已发掘4万余平方米，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建立起了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分期框架；确认了遗址现存范围，找到遗址中部的井字形主干道路系统，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框架，发现宫城城墙和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外的围墙，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铸造作坊1处，与制陶、制骨、制绿松石器作坊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墓葬，获得包括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在内的铜器、玉器、绿松石器、漆器、陶器、石器、骨器等万余件文物。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各地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和年代序列的基本建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以人、社会、环境、资源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考古领域，聚落考古或聚落形态研究是社会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井字形主干道路系统和宫城城墙的发现和遗址布局框架的大致廓清，即是在聚落（城市）考古学理念指导下的收获。上述一系列发现，构建了二里头遗址主要功能分区和布局的大致框架，为总体把握二里头都邑规划布局的特征，进而探索其社会结构等问题奠定了基础。同时，包括测年、遥感、地质、地貌、植物、动物、人骨、化学、工艺技术等多个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人员，依据考古学的研究思路，借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与技术，投入对二里头遗址勘探、调查和采样，对出土的大量遗物进行多种鉴定、测试和分析，结合研究对象各自的考古背景、长时间埋藏过程中可能造成的影响、当时可能存在的人为作用等诸多因素，开展探讨和研究。根据研究，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750～公元前1530年；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居民在土质肥沃、距离邙山不远、濒临伊洛河的二级阶地上建立居住地；当时人的健康状况似乎较好，可能存在人口流动的现象；可持续发展的多品种的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多品种的家畜饲养保证了肉食来源，可能还存在从外地输入家养动物及对绵羊进行次级开发的行为；当时的专业化分工明确，已经能够做到依据石器的功能特征选择合适的石材制作石器；陶器制作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稳定，出现专门用于礼制或贵族专用的陶器生产部门；获取制作铜器资源的产业链已经形成，制作铜器和玉器的专门性技术更加完善，可以对那些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这些产品应该是为贵族专用的；出现具备规范化特征的制骨技术等。科技考古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认识二里头遗址各个时期的绝对年代、自然环境特征、人类自身与体质相关的特征、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以及生产行为特征等等。但是，上述工作仅了解到二里头都邑聚落布局的大致框架，仍需更细致的田野工作、更紧密的多学科合作，更深入掌握遗址的遗存分布及其历时性变化的更多细节，建立田野资料GIS系统，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环境、人地关系、技术水平、社会及经济形态等。基于上述情况，2010年开始新一轮工作之初，我们将田野工作的目标确定为：继续探索二里头遗址的地下遗存分布情况，深入推进对二里头都邑聚落的构成要素、布局结构、功能分区以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时性变化过程的剖析；了解当时的环境、人地关系、技术水平、社会及经济形态等问题；整合历年钻探、发掘资料，建立二里头遗址考古GIS系统。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确定工作思路为：切实贯彻多学科合作、社会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等理念，运用聚落考古学的方法，注重遗存堆积过程的观察和复原，系统钻探、精细发掘、全面记录、精确测绘、深入思考、综合分析，用最小限度的发掘，争取获得最多的古代社会信息，最大限度地保护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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