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想打梁山泊，就必须有船。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剿灭梁山贼寇的官军就不取决于官府能派出多少人，而是官府有多少船。相比训练士卒，一艘战船的准备周期更长。这大大限制了官军规模，也让梁山泊有更多时间筹备防御。假如剿匪不利，官府也无力立刻组织第二波围剿，甚至会因为剿匪成本太高而选择被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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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之地形二在芦苇荡。
梁山泊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芦苇荡。而供船只行驶的水道就如曲径通幽般潜藏在芦苇荡里。如果没有向导带路，船只很容易就迷失。《水浒传》几次战斗中，梁山好汉都是利用熟悉水道的优势，在芦苇荡掩护下将官军引入到河道狭窄的港汊深处加以歼灭。
再者一人多高的芦苇荡也成为盗匪的天然隐身衣。刘延世《孙公谈圃》中写县官架起长梯来窥视梁山泊芦苇荡间的动静，可见梁山泊匪情的观察不易。一旦盗匪钻入层层叠叠的芦苇荡中就很难捕捉其踪迹，这也保证了在与官军交火失利后，盗匪能伺机逃窜，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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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之地形三在物产丰饶。
官府剿灭占山为王的匪徒，除了直接强攻外，还往往采用围困的战术，等到山上水米耗尽自然投降。而这个战术在梁山泊就大打折扣。
首先是梁山泊作为一个大湖，本身就物产丰饶。从莲藕等植物，到各种鱼虾河鲜，能满足基本生活供应。其次充足的后勤保障也为团队的前期扩充提供了条件，能吸引不少肚饿的流民前来投奔。
八百里浩荡水域、密密麻麻的芦苇荡、曲折难觅的纵横水道、自给自足的物资供应，这些都是梁山泊盗匪横行的地利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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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
任何一个时代，落草为寇都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凡有口吃的，谁会选择造反？就像林冲若非是被逼到绝境，也做不出风雪上梁山。而梁山泊这里盗匪横行的原因根结就是百姓日子过不下去。
这其中有天灾，更有人祸，梁山泊盗匪不绝的根本原因就是人。
北宋黄河四次决口，奔流而出的河水都汇入梁山泊。每次决口都意味着百姓流离失所，赖以为生的耕地被河水淹没、遮风挡雨的房屋被冲垮、相依为命的亲人阴阳两隔。例如熙宁十年的黄河决口，《宋会要辑稿》中写一次黄河决口就殃及郡县四十五个，冲毁房屋数万间，淹没农田三十万顷。
水灾过后，梁山泊水域面积的迅速扩大也意味着耕地的锐减，大量农民破产沦为流民。而历朝历代，不稳定的流民都是啸聚山林、造反起义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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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朝廷赈灾得当，梁山泊的生态环境能被善加利用，流民的问题能得到很大的缓解。例如尽管梁山泊侵占了大量耕地，但它也带来了丰厚的渔业和采集资源，大量的农民转而依靠捕鱼、采藕为生。《宋史》中名言“济、郓数州，赖其捕鱼之利”。
水利条件的改善也为稻米的种植提供了有利条件。南方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虽比不上太湖，但八百里水泊养活一方百姓也是足够了。
但这么好的发财机会，官府怎么会错过？
政和元年，宋徽宗下诏设立“西城括田所”，将整个梁山泊的渔业资源收归官府，同时委派酷吏征缴税款。原本自由出入梁山泊的渔民现在必须依照船只大小缴纳重税，否则擅入者一概以盗匪论处。官府“日计月课、纤悉无遗”的重税终于将梁山泊渔民逼上绝路，聚众起义也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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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在元祐元年，一个名为黄麻胡的人就打响了梁山泊反抗的第一枪，公然聚集队伍对抗官府。但与《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好汉不同，黄麻胡等人仍是残暴的贼匪，据说他们喜欢抢了人后把人倒栽葱般种在地里，然后看着人脚挣扎取乐。随着盗匪的不断增多，官府也采取愈发严格的控制措施，例如严格控制进入水泊的渔船数量、采用保甲法连坐、限制入泊作业时间等多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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