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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平视”故宫
张英:故宫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它会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这意味着什么?
祝勇:意味着时代的主语发生了变化。
朱棣1420年建紫禁城,到今天是600周年。这600周年里,帝制占了505年。这505年,是有皇帝的故宫,故宫的主语是皇帝,故宫的一切都为皇帝服务。紫禁城是北京的中心,北京是天下的中心,就是这么一个同心圆结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中心。
1925年之后到今天,95年,成了没有皇帝的故宫,有皇帝的宫殿变成过去式了。今天是故宫博物院,核心词是博物院,故宫是个修饰词,里面的186万件文物,属于全体中国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故宫的建筑之美、文物之美,承载的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结果。
张英:大家喜欢你写的故宫,因为你是带着今人的视角去看这些事物,采取了一种平视的态度,你用自己的生命印迹和人生经验在刻画它,很有亲切感。
祝勇:“平视”这个词特别好。我写过许多“大人物”,康熙、乾隆、汉武帝、秦始皇,还有前不久写苏东坡。
【 核心|作家祝勇:“网红”故宫要走得更深远,学术研究是核心】我也曾经踌躇,因为苏东坡的知识结构特别庞大,对于他的知识结构,我高山仰止;对于他的文化贡献,我是望尘莫及。
我有什么本钱去写苏东坡呢?之所以动笔,是因为我觉得,苏东坡也是一个人。
苏东坡也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师,拿着大师范儿,高高在上。他在黄州时,和卖酒的、卖肉的、种田的都是好朋友,他是姿态很低、很亲切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能见面,我觉得他就是我们的一个邻居、一个大哥、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人。我可以写他的喜怒哀乐。
所以,在我的书里,苏东坡把姿态放平了,我自己的姿态也放平了。自我解放了,写作时就会更自由,更设身处地。在写作中,这种感觉还是挺美妙的。
张英:在你的故宫写作中,很多文章是跨文体、互文式的写作,涉及不同领域,是不同学科的融合,我称之为“有框架的集成式写作”。
祝勇:这与视野和知识结构不断扩大有很大关系。“新散文”是一个开放性的文体,优势在于能接纳不同文体。我今天的写作与早期文化大散文的区别,就在于综合性增加了,呈现出跨文体写作的特点。因为题材越来越宏大,单纯的散文就有点放不进去了。
我在一些描述大历史的题材中,很关注普通人,尽量去照顾他们。比如《最后的皇朝》,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那一年,也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年。帝王将相应该是主角,但我在这个作品里,还写了很多北京普通市民,有名有姓,不是虚构的,是真实存在的。我找到他们的史料,看看他们的人生经历,想在大的历史转变进程中,看普通人的命运是什么,我觉得这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包括我写《故宫六百年》,一想到故宫600年,大家自然会想到明清两代的帝王,注意力都在帝王权力、后妃争斗上面。但是这600年不仅仅只是帝王、后妃、奸臣,还有很多普通人,比如宫女、太监。
过去一说太监,就想到魏忠贤、李莲英,是特别负面的形象。其实太监也是集权制度、封建制度的受害者。而故宫这么大,没有太监是不行的,因太监这个阶层的存在,保证了600年紫禁城各种事情的运营。但他们平时又是不被看见的,但他们也在某方面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有的是从正面、有的是从负面。
太监离开宫廷后,他们没有谋生技能,没有地方要他们,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往何处去。他们后来被集中收留在寺庙里,哭声连片。他们并不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清室优待名单中,是多余的人,就是历史不再需要他们了,就是被遗忘者。
我故宫写作很重要的不同点和出发点,不是看了一些史料,用比较美的语言复述一遍,不是那样。而是必须用一个现代人的立场,和一个新的视角去看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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