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识陈友谅这个人物形象始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在《倚天屠龙记》中,陈友谅诡计多变,先是意图阴谋控制丐帮,后又联合成昆对少林寺下手,搞得武林血雨腥风。陈友谅阴险狡诈,反复无常,是个十足的大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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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终究是小说,陈友谅的这种人设比较负面,基本符合史实。后人对他的评价也大抵如此,“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友谅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除了阴险和权谋之外,陈友谅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奢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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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靡,就是挥霍浪费,过分追求个人享受。自古人们以俭素为美,奢靡从未被看好。陈友谅的奢靡到了备受指责的地步。明代孔迩曾撰笔记小说《云蕉馆纪谈》,里面对陈友谅之奢靡多有提及。“友谅无远大之志,处兵戈间,而急于珍宝,伪将征伐必使之遍求奇宝。”“友谅聚鹿数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门外,谓之鹿囿。尝至其所,自跨一角苍鹿,缀瑟珠为缨络,挂于角上,缕金为花鞍,群鹿皆饰以锦绣,遨游江上。”“友谅在江州时,尝以春暮结彩为花树。自府第夹道植至匡山,又剪绣铺于道上,与宫人乘肩舆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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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笔记小说有铺装渲染的成分,那么史料也说陈友谅奢靡那就彻底没跑了。《明史·陈友谅传》载“友谅豪侈,尝造镂金床甚工,宫中器物类是。”陈友谅生活奢靡,独霸一方后,曾为自己铸造镂金宝床。如此奢侈,即便的一统天下的皇帝也不多见。陈友谅奢靡,所用钱财不会凭空而来,加之陈友谅对外战争不断,所费自然不菲,背后的代价便是对统治区域百姓的大肆盘剥。相对于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统治区域的赋税和徭役几乎是最重的。1363年,朱元璋攻下南昌城后对当地的百姓说“陈氏据此,军旅百需之供,尔民甚苦之。”(《明太祖实录》)百姓听了很是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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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战争年代,陈友谅奢靡无度,搞得民不聊生,陈汉政权覆灭是不无道理的。与陈友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元璋。朱元璋出身贫寒,但对物质有着较为朴素的追求。他参加红巾军时,即便是贵为将领,也与士兵同吃同住。即便是称帝后,他的这种朴素的生活观念依然没有改变。一日三餐吃素菜,车舆装饰一律杜绝金银等贵重金属,大声呵斥衣着鲜丽的超官……有关他节俭的例子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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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是陈友谅的死对头,他对俭约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朱元璋大败陈友谅后攻下武昌,后陈友谅中流弹死去,江西行省送来了陈友谅精心打造的大金床,送给朱元璋,遭到呵斥“‘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命有司毁之。”周围的大臣说“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所以取败。”朱元璋却不以为然,“既富岂可骄?既贵岂可侈?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宏俭约、戒嗜欲犹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已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车之辙,不可蹈也。”所以,关于朱元璋与陈友谅争雄,很多人在节俭一事上就判出了高下。“成由勤俭败由奢”。无论是俭,还是奢,其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生活,还有可能是国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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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说的是,朱元璋倡导的节俭,在他死后,并没有很好的传承下去,宫内对节俭变相解读,甚至不惜代价追求节俭,不免有南辕北辙之嫌。同时,明中后期,地方官场奢靡贪墨搜刮之风有增无减,从太祖到崇祯一直高呼的勤俭最终湮没在一片嘈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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